最会拍女性的导演，是他了

对于关锦鹏来说，电影当中细腻、含蓄又真切的女性视角，是“不自觉”的、倾向于私人化的体验和表达，也是向内自省、观照的一面镜子。

追溯性别的启蒙，父母总是避不开的起点。作为家中长子，关锦鹏与父母的关系也比其他兄弟姐妹更为紧密。

小小的板间房，妈妈与弟弟妹妹睡在一起，而他与父亲睡在旁边的沙发床上。每天晚上，父亲都会打呼噜，有时候被吵到睡不着，他会仔细观察父亲在边上酣睡的样子——与白天西装革履的样子截然相反。“我反而很享受看他只穿着内衣短裤在睡梦中打呼噜。”

这是他记忆中关于父亲的、依旧深刻但为数不多的画面。父亲在他14岁时病逝，家中有5个小孩，母亲担起养家重任，早晚打两份工。“她从来没有在儿女面前抱怨过，（没有）流过一滴眼泪。”

去年6月，关锦鹏的母亲病逝，享年91岁。关锦鹏的微信头像，用的就是母亲充满笑容的照片，取名“开心果”。

母亲的隐忍和坚韧，关锦鹏早已深知：“女性那股内在的顽强生命力，比男人更强大。”作为家中长子，他早早就有意识地承担起许多责任，除了买菜、洗衣、做饭，还要管弟妹的功课。

这种角色担当其实是以“母亲”为范本的。他瞥见了社会对于不同性别的期许，但在他成长的土壤中，这种“社会性别”的界限是模糊的。

某种程度上，他的电影当中很多女性角色的原型，对于女性的同理心和细腻微妙的情感观察，都来源于家庭当中的女性。

关锦鹏的女性电影之所以真切，也在于他总能找到角色与演员适配的切入点。镜头当中女性角色和演员的距离，总有种在虚实中游走的感觉。

这得益于镜头背后他跟演员的交流。他总会对演员打开心扉，或者坦率地分享个人经验、感情上的挫败等细腻、隐忍的情绪。这些互动的画面，让他记忆深刻。

正因为他与梅艳芳的交情之深，才成就了《胭脂扣》当中对着镜子似真似假的如花。

“梅艳芳曾经半夜三点多给我打电话问我睡了没有，我们可以聊天聊到五六点。就像老朋友（一样）什么事都在电话里聊了，（这）对我来说，也能启发我对于这个角色的感受。”关锦鹏说。

起初，外界并不看好直率洋气的张曼玉出演阮玲玉。为了这个角色，张曼玉花了半年时间。对关锦鹏来说，这是燃起张曼玉的斗心，以及陪伴着女演员走过对角色从怀疑到笃定的历程。

“（20世纪）30年代的女演员眉毛都要剃掉，自己画的。张曼玉一开始没有那样做，她尽量保留自己原来的眉毛，尽管已经修得很细。有一天晚上，她来敲门，就说‘阿关，你看’，然后她把手移开，哇，她的眉毛剃掉了。”

在关锦鹏的镜头前，性别是不被定义的、流动的。你能瞥见，女性不完全是社会规训当中的“阴柔”“细腻”，更有令人刻骨铭心的“烈性”和“傲骨”。

导演既要抽离上帝视角，保持旁观者身份，又要与镜头中人物的情感流向同频。关锦鹏说，导演其实很多时候都是“雌雄同体”。

“我并不是说拍一个女性角色就是满满的只装载着女性的感受去拍。我倒觉得有一种思维很有趣，正视自己的选择，我甚至可以有些时候从男性的观点跳出来，很客观地对待我自己戏里面女性的角色，但是有些时候又甚至有点自怜自伤地走进我的女性角色的世界，这种矛盾很有趣。”

对关锦鹏来说，与其说他擅长拍女人戏，不如说“没有什么电影不是‘女人戏’，对人性的叩问也似乎永远包括‘女人戏’”。

“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其实每个人都是个体，我们不要让性别这件事去左右我们。”在关锦鹏看来，对人性的关怀应该跨越性别界限。作为个体的人物，对于有灵魂和感情、而非只有贪欲的人性的关注，几乎贯穿于关锦鹏的所有影片当中。

日常生活中，关锦鹏习惯带着一个笔记本，放在随身背着的包里，以便随时记录他观察到的有趣片段。

有次吃饭，他看到一个穿得很漂亮的老太太，一个人点了一个菜、一个炒饭，吃了两口就不吃了。后来，他问起店长，才知道这个老太太有儿有女，但子女对她不管不顾。虽然子女雇了用人照顾她，但她内心应该是孤独的。这些点点滴滴的观察，让他牵扯出他对于这个人物的各种思绪。

从日常生活和实操当中汲取经验，也是关锦鹏成为导演的方法论。从场记、导演助理、副导演到成为一个导演——用他的话说，就是“红裤仔”，即现今当学徒出身、有资历的这批导演。

20世纪80年代被称为香港电影“新浪潮”时期，包括许鞍华、谭家明、严浩等在内的一批导演，他们用镜头聚焦香港这座城市的空间、建筑和人。这种包容多元的创作氛围，让关锦鹏深受影响。

“不光是光影、电影语言，某种程度上它让人看到——让香港观众看到，一部电影哪怕是最简单的故事，都有它的复杂性，人物的复杂性是很可贵的。”

他在采访中总会提及对他影响最深、也是他最喜欢的导演——小津安二郎。

“小津安二郎一辈子拍的电影，基本上没离开过家庭伦理、父女母子、兄弟姐妹那种关系。他永远都是淡淡的，没有煽情。他的电影里没有太多戏剧的碰撞，完全从‘人’出发。”

问起关锦鹏最喜欢自己的哪一部作品，他提起的不是“女性三部曲”，而是第二部作品《地下情》。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都市年轻人疏离的人际关系，在当下看来仍然有很强的现代性，有种“迷失香港”的青春片风格。

于关锦鹏来说，这部片的意义在于，它与自己的情感连接更紧密，表达也更私人化。

影片中体现了两个女人（分别由金燕玲、蔡琴饰演）的友情，蔡琴饰演的赵淑珍突然被暗杀。这个故事情节，得自他与朋友张叔平的相处——张叔平跟他讲过，有位朋友在自己公寓的地下室目睹过一桩凶杀案。

那个时候，关锦鹏借住在向来独居的张叔平家中。“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但是

和他相处两个礼拜，那么近距离地生活在一起，有时候竟然发现因为太近了，我们会讨厌对方。人与人相处的微妙变化关系是我最喜欢的。有可能在几天之内再也不喜欢这个人，或者我会思考与这个人的生活轨迹相交会是怎么样的。

”

某种程度上说，关锦鹏的女人戏，既是他对于相对边缘的女性处境的凝视，也是他对于漂泊不定的城市命运的关注。

他的电影中的女性主体形象，表现为在迷茫当中寻找自我，外表柔弱，内里坚韧，折射着香港本地文化的特质。可以说，他的女人戏，也是写给香港的情书。

商业市场和个人创作的权衡，对创作者而言一向是难题，但关锦鹏依旧偏向于个人创作。从一开始，他就致力于突破香港商业电影的公式化框架，因而，他的电影更重视艺术创作的层面。

“我觉得拍电影越纯粹越好，创作者就是想讲一个非讲不可的故事，拍一个非拍不可的人。”

很多人猜测，关锦鹏拍完《长恨歌》之后，似乎遇上了创作瓶颈，节奏也放缓了不少。但其实他一直在瞬息万变的电影创作环境中寻求突破口，创作主张与商业市场发生冲突时，他选择坚持自我，以至于让人误以为他有些消沉。

前段时间，坊间传说他即将筹拍一部作家三毛的传记电影，但因为跟投资人在选角和剧本改动上存在分歧，便不欢而散。

他也透露，最近有内地投资者找他拍“一部关于西施的电影”。他坦言：“西施？我真的不懂。从第一天拍片开始，我就想清楚了，量力而为，拍自己喜欢的、也适合的电影。”

近年来，大众视野中的关锦鹏，或者为香港新人导演的电影担任监制，或者在香港城市大学任教，给学生教授电影课。

关锦鹏曾在香港和内地往来穿梭10年，参与过不少合拍片。

香港和上海的“双城记”，是很多导演喜欢采用的叙事方式。如果说王家卫把“双城对照”用得更暧昧，那么，在关锦鹏的电影中，更能洞见上海的“女性特质”——《红玫瑰白玫瑰》《阮玲玉》《长恨歌》构成了他的“上海三部曲”，在这些女性的悲剧故事里，他对于老上海的书写，是带着怀旧情结的。

“我是拍自己想象中的上海……只有王琦瑶留守在上海，而且和这个城市共存亡。”

对于“理想逝去”的怀旧情结，似乎是他一直以来的创作母题。正当花甲之年，他决定回到香港，关注这座城市的变化，拍摄本土题材电影。现在，他想拍的故事，据说是受好友侯孝贤前不久患上失智症启发：“我想讲一个爱情故事，跟失智症有关。”

“如果有一天我瞎了，香港是我唯一可以闭着眼睛自信摸着走的地方，我都不会迷路。既然想老了死在香港，为什么不多关注这座城市？”

关锦鹏眼中的香港，是他小时候陪穿着睡衣的妈妈去菜市场买菜，像家一样的地方。他也目睹了它近些年的变化。

“我发现，过去几年，很多香港人的生活模式和人际关系发生了变化，好像大家都变得更冷漠、更不爱说话。我有几个朋友是做餐饮的，开酒吧，他们都说，现在晚上的生意冷冷淡淡，很多都支撑不下去，关门了。”

他鼓励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年轻导演聚焦在地空间，留意这个城市的社区及空间建筑物的变化。或许，有感而发，记录这个城市带给自己的感觉——即便不是大制作，低成本也是好的。

他也感受到了当下女性意识的变化，开玩笑称，自己的《胭脂扣》在今天看来过于悲剧了。

“我觉得女性更加勇敢。在今天，我作为男性很感叹，我经常在身边的女性身上看到的韧度和爆发力，超乎我的想象。女性在社会角色中往往被认为是弱者，所以，她们在这种观念下，反而会表现出更强的、超出我们预期的强度。”

关锦鹏2018年执导的《八个女人一台戏》，今年6月将在香港和内地公映。

香港大会堂多次面临拆迁提议，引发民众争议。关锦鹏觉得，它“迟早会被拆掉”，这成了这部电影的创作初衷。后来，因为出现了很多反对的声音，政府终于修改了计划。

这个城市文化坐标，成了他电影的空间主角。影片中，郑秀文、梁咏琪、赵雅芝等女演员勾勒出一幅当代娱乐圈众生相，戏核依旧是他拿手的“女人心事”。在女性微妙的互相攀比和情感救赎之间，投射了他对于女性处境的关注。

对他来说，建于1962年的香港大会堂，串联起他们这一代人青春时期对于香港影片的记忆。某种意义上，这部片也是他拍给香港的“一封情书”。

在片中，关锦鹏借梁咏琪所饰演的角色之口，道出了他对于香港的情怀：“那会儿，我们一众朋友会一起连续看好几部电影的夜场，之后对着维多利亚港，吃薯片、喝可乐，通宵聊电影，这种记忆一辈子都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