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号：极昼工作室（ID：media-fox）文：魏晓涵，编辑：王珊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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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九月，二十多岁的小张第一天来这家养老院上班，第一印象是安静。它在一座“很高级”的楼里，老人们就坐在养老院的走廊上，有人能自理，有的已经糊涂了。内部的设计倒是她熟悉的，可爱的贴纸粘在告示栏上，或者从天花板垂下，彩色的气球拼成拱门，像是身处另一所幼儿园。
两个月前，她还是一名幼儿园老师。现在，除了负责养老院的活动策划、琐碎的日常工作，护工不在的时候，帮老人翻身、换袋子也要跟着学，“要让家属感觉到我们挺重视这个老人的。”
小张觉得自己适应得挺快。不少工作能在过去幼教的经验里，找到映照——和家属打交道，也是幼儿园工作的日常，这方面她很有经验了；遇到有的老人吵着想回家、哭，她就来哄。都是“提供情绪价值”，她觉得哄老人比哄孩子简单多了，“小孩儿你要给他编（故事），老人说实话就可以，比如告诉他，你乖乖服药了儿子就会来看你，这个事儿一下就过去了”。
她依旧拥有一方“讲台”，只不过台下从吵吵闹闹的小朋友变成了银发老人。小张带着他们唱歌、学手势舞，也演奏音乐，这是她在幼儿园的拿手技能。台下的老人，动作、表情看起来跟小孩儿是一样的，都学得很慢。
小张在养老院中 讲述者供图
来到这家养老院之前，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小张在西安的一所公办幼儿园做老师。这是一份让父母很满意的工作，稳定、有五险一金、假期充足、福利不错。以至于她转而进入养老行业的时候，父母非常不支持。“他们觉得和小孩打交道很有朝气、单纯，和老人在一起思维也会固化。”
小张不这么觉得。离开幼儿园，更多的是重获自由的感觉。累、身体吃不消，是作为幼教老师最直接的感受。公办幼儿园的行政事务庞杂，一场会议三个小时起步，教师技能培训、准备公开课、环创（注：指创造幼儿园内外部环境，包含室内外的墙面设计、活动器材的布置、绿化养殖，营造师生关系、教学风格等等）的压力都在老师身上。工作强度太大，她几乎每天晚上都是半夜两点睡觉。
在她的观察里，这也是周围同事们的常态——工作强度大，身心疲惫，收入少。小张每个月三千多的工资，交完两千的房租就不剩多少了。没办法，她只能趁着周末偷偷做兼职，在培训机构教课，补贴生活支出。
她喜欢和孩子们待在一起，收到孩子们亲手做的小礼物、一入园就奔向她的场景，回忆起来真的很开心。不过在那一年中，有一半时间，幼儿园因为疫情停课，剩下的半年，她又被派到教育部门挂职，真正接触孩子的时间只有三个月。
最后迫使她做出决定的，是去年9月那场裁员。她所在的公办幼儿园辞退了许多合同制的员工，虽然她有编制，也不在名单上，但依旧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不知道哪天会裁到自己头上呢？
小张的担心并非没有来由。近两年生育率下降、幼儿园关停的新闻不断，从2021年开始，幼儿园在园人数逐年下降。2023年我国新生儿的数量达到史上最低，根据教育部发布的统计公报，同年全国幼儿园数量减少了五千多所，学前教育专任教师比上一年减少了十七万。
虽然没想好转行做什么，但小张还是下定决心离开。和小张一样，许多幼儿园老师正在走上转行之路，他们在网上分享的去向也五花八门，做客服、销售、HR、美甲的，也有像小张一样进入养老机构的，随着人口逐渐老龄化，这个行业愈发被看好；还有人实在没有找到合适去处，在水果店暂时打工。
现在想想，那是一次有些幸运的离开，两个月后，还在幼儿园的前同事来找小张吐槽，工资好久没有按时发放了。
小张曾经工作过的幼儿园 讲述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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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那家哈尔滨的民办幼儿园，倒闭之前有什么信号，杨悦觉得大概是“老拖欠工资”。从去年十月开始，薪水就没准时发过，过年的时候，她还忙着在微信上催园长，强行要回来一部分。即便这样，她也没寻思过主动离开，和孩子相处下来有感情了，她不想随便换地方。
决定生死的时刻很快到来，今年三月新学期开始，招来的孩子依旧很少。倒闭的消息是突然来的，直到房东拿着招租的条幅贴上那天，她才知道，幼儿园黄了。当时园里还有将近三十个孩子，被匆匆疏散。
对比往年教育部的公报数据，从2020年开始，民办幼儿园的数量就开始逐年下降。杨悦发现，最近两年开始，明显招不到孩子了。“招不够孩子，幼儿园怕教育局检查不合格，就派老师出去发传单招生。”
有时候下午三四点，附近的公办幼儿园放学，杨悦所在的民办园园长就领着一堆老师，去门口蹲守，给放学的家长孩子发传单。周末老师们也没闲着，为了招生，要准备各种免费亲子活动，夏天组织吹泡泡玩水，春天就去做蛋糕、采摘等等。
杨悦所在的幼儿园处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片区，周围四五家幼儿园，公办的、民办的都有，一个孩子退园，就会迅速转入附近的另外一家。留住生源的压力，也转移到了幼教老师身上。
孩子的出勤率和老师的收入挂钩，遇上请假的、回老家的、出去玩的，杨悦要想办法和家长沟通，“时不时关心一下——宝贝怎么样啦？老师和小朋友在幼儿园都非常想你。早点回来，落下的课太多就跟不上了。”
招生难带来的后续影响逐渐显现。她发现，孩子变得“不好教”了。家长提出的要求，幼儿园都是有求必应，比如遇上挑食的孩子，杨悦总会被要求“多喂喂他”。她表达过不同的意见，觉得孩子上幼儿园要学会适应社会生活，但被驳回了。“因为竞争太激烈了，怕孩子留不住，幼儿园就惯着家长，也惯着孩子。”
尽管付出了不少努力，去年，杨悦带的小班，原本就只有十多个孩子，还是流失了四个。园长在公开的会议和私下的微信交流里，都隐晦地敲打过她。每来一个新生都要叮嘱，一定要留住这个孩子，她感觉身上无形的压力更重了。
杨悦和孩子们在一起 讲述者供图
总体生源减少，同时公办幼儿园的数量在增加。二胎政策放开之后，从2017年开始，为了解决“一园难求”的困境，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提出，增加普惠性幼儿园（包含公办和享受政府财政支持的部分民办幼儿园）比例，提高公办园占比，原则上达到50％。
有的老师印象中，短短几年，她所在的区，同一家公办幼儿园扩张到了第七所分园。生育率下降的大环境下，一部分生源转移到公办幼儿园，一些民办幼儿园的招生就更难了。
和公办幼儿园不同，杨悦觉得民办幼儿园的竞争力体现在“学习”上。家长都想让孩子多学点，民办园往往开设许多特色课程吸引生源，比如阅读、识字、算数、手工、跳舞、礼仪等等。后来状况变了，2021年双减政策之后，“不提倡让孩子学太多东西”，进一步增加了招生的艰难。
有的民办幼儿园为了生存和吸引生源，不得不把特色课程转到地下开设。教育部门来检查，园长提前听到风声，让老师把书和学习材料都藏起来。
李园长在广州开办过十几年的“双语教学”特色课程，她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懂幼儿教育的都不会英语，她完全靠自学，成为较早开课的那一批。双减政策之后，就很难再继续。
2022年，李园长结束了上一份合同，接触新的幼儿园时，给出的工资从以往的五位数降到了六七千，而且几乎都是找她去“救场”的——招生情况非常不乐观，一家幼儿园给她的招生数据说，原本一百多孩子现在只剩四十多个，她找了行业内部的人打听才发现，实际只有二十多个孩子。
缩水的薪资，不明朗的未来，每一点都让她感到疲惫，她最终决定离开这个干了二十年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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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幼儿园是个稳赚的生意——李园长说，疫情之前，行业内有着这样的共识。她2002年从一所中等师范学校毕业，之后投身幼教行业，在她的记忆中，那是幼儿教育的第一个黄金年代，国家支持社会力量办学，“只要你放个椅子、放个黑板，就给你发牌（办学许可证）”。
第二波热潮是2016年二胎政策放开带来的。孩子多，那时候进入她的民办幼儿园，都需要面试，太调皮的孩子不收，不健全的孩子不录，多开了两个“宝宝班”，还是全招满了，一度超出了规定限额。为了应付教育部门，幼儿园会提前打听检查时间，每次抽两个班，以“社会实践”的名义把孩子带出去玩，避风头。
情况在疫情之后发生了变化。李园长记得，疫情没爆发多久，广州有许多小生意做不下去的家长，就回了老家，也带走了幼儿园的孩子，最严重的时候，她所在的幼儿园空了一半。因为疫情管控，幼儿园不停地关门，也被迫降低保教费，开源节流。
根据中国民办教育相关机构2022年的调查，有33%的民办幼儿园自疫情以来没有收过保教费，36%的幼儿园退还保教费，而保教费本身是民办幼儿院的主要收入来源。
2022年，不愿意接受那份几千块月薪的园长offer，同时遇上疫情封控，李园长在家休息了一个多月。那段时间，她接触的其他民办幼儿园，境况大多相似。她四十多岁，重新面临职业选择，内心很迷茫。似乎过去这二十年在幼儿园的职业积累，“除了心态良好”，并没有为她的转行提供什么实质性的帮助。
她面试过收银员，宁愿一个月三千块，做简单的工作，也不愿多拿几千，去劳神费心地做幼儿园园长。最终也没能如愿，“可能人家觉得我年龄不太合适吧，没要我”。
最后找到新工作，靠的是英语技能。她进入一家航空公司做地勤，每天在办公室里处理系统订单，和客户对接。有时候排班要通宵工作，她觉得那也比在幼儿园的时候轻松多了，至少下班的时间都是自己的，不用大半夜还要随时接家长电话，处理各种突发状况。
像李园长一样，一些民办幼儿园的老师转行迫于无奈，也有一些幼儿园老师的离开，是源于职业本身的压力，高强度、上升空间局限、薪资太低等等，其中不乏公办幼儿园的老师。
因为喜欢孩子，刘佳奕早早考了教师资格证，读了学前教育的双学位，抱着满腔热情进入一家公办幼儿园。工作以来，除了收入低、身体和精神上的劳累，也很少有时间和身边的朋友聚会，逐渐她发现，朋友们在谈论工作和社会生活的时候，她已经听不懂了，她能聊的只有孩子。
“幼师”的身份，也没有给她带来被尊重的感受。那时她还和前男友在一起，对方有意无意透露出，“幼师”意味着适合结婚。这让刘佳奕极度不适，她不想被这样的身份捆绑。和前男友分手成为一个契机，她离开了幼儿园，从猎头开始做，这是一个愿意接纳零经验求职者的行业，后来转做HR。
她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经验之后，收到很多想转行的幼儿园老师的私信，大多是迷茫的情绪，不知道转行能做什么，在幼儿园似乎没有留下什么职业积累。
上一家幼儿园倒闭之后，杨悦也没想好干什么。她想要不再换一家幼儿园试试，结果给她“整害怕了”。“那个班上六个孩子，有三个是特殊孩子，和正常小朋友不一样，有的四岁了还听不明白话，有的一言不合俩人就干起来了。现在生育率下降了，不管啥样的孩子都得招。”
找到现在这份销售工作也是糊里糊涂的，卖卫浴花洒。面对一个陌生的行业，那些价格、材质、功能啥的她自己也没完全整明白，不知道该怎么跟客人沟通。
因为工作强度大、薪水低、上升空间有限等原因，幼儿园老师的流失率一直不低，这是李园长的观察。当年和她一起学教育的同学，只有三分之一还在从事幼教行业，许多人早早转行了。另一位从业十多年的老师说，当初进入这个行业，她想过要干一辈子；而现在，这个行业更留不住人，从2021年起，近两年间幼师人数减少了40多万。除了行业环境的差异，和她刚工作的时候相比，年轻人的想法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杨悦就是这样，转行的时候，她突然产生了一点“后悔”的情绪，毕业之后一直在做幼儿园老师，“应该趁疫情早早放弃，干点儿别的去，做个销售、卖个衣服都行，我现在已经二十七了，重新进入一个行业，还是挺难的。不像在幼儿园，每天就跟一帮小孩子打交道，他们的世界十分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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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最艰难，幼儿园关闭没有任何收入的时候，黄老师都没有想过要离开这个干了十几年的行业。那时她在山东的一所民办幼儿园当教学园长，早上四点起床带着老师们一起，准备早饭和午饭，像外卖员一样送到预定的客人手中。她原本觉得自己能在幼儿园干一辈子。
去年，这所幼儿园还是没能坚持住，倒闭了，集团考虑把部分业务转向养老，为老年人提供活动中心。她劝自己，有机会摆在面前，也应该挑战一下了，在老龄化逐渐成为趋势的当下，养老比幼儿园似乎更有前景。去养老机构的前一天晚上，她还是担心得失眠了。
从幼儿园走出，走入衰老的世界。蹦蹦跳跳的早操变成了八段锦和五禽戏；老人们会招呼她，别客气，一起来玩，小朋友是不会说出这种话的；不需要再提心吊胆，紧张兮兮地害怕孩子又磕了碰了，在这些老人面前，她好像变成了小朋友，有了一种提前进入退休生活的感觉，“还挺享受的”。
在西安的小张，已经在她工作的养老院度过了第一个冬天。对迟暮之年来说，一个冬天足够经历四五次生死别离。前几天还在聊天的老人，转头就不在了。她有一个熟识的老爷爷，九十四五了，经历过抗美援朝，天天找她讲过去打仗的故事，耳朵也听得很清。她一度以为对方很健康，突然有一天就听到了他离开的消息，小张心里咯噔一下，空荡荡的。
“经历多了，也就看淡了，好像每个人都有那一步。”这些在改变着她的生命观，“以前觉得长命百岁是最好的，现在我觉得也没必要活得那么久，不遭罪，有尊严，也不给儿女添负担。”
至于这份养老行业的工作，她也不知道会不会一直干下去。“我不能保证以后会是什么样子，走一步看一步，当下是好的，就是最好的。可能有一天结婚生孩子了，我还会再回去做幼教老师。”
偶尔，李园长还会出来和园长朋友们一起吃吃饭，她们不再谈论园里的生活，彼此都不愿触碰那些压力，她们更愿意聊点开心的、有幸福感的话题。大家同样处在四十岁上下的年纪，有人提前退休去画室帮帮忙，有人回归家庭了，也有人还继续在行业里支撑着。
面对当下的境况，朋友们不是没有考虑过转行，“身边有好几个园长朋友，从上一家幼儿园出来了，很难找到下一家。没有转行，是因为没有选择，现在上了年纪的幼师大多是中专学历，英语没学过，唱歌跳舞（在新工作中很多）也用不上。”
而李园长不想再回去了。离开幼儿园之后，她终于有了许多属于自己的时间，重新学起了小提琴，也有空给还在上学的孩子做做饭了。摆脱了繁杂的事务，她觉得轻松，“幼儿园的工作，越往上走，90%都是行政类的，和孩子没有关系。”
二十年前怀抱着对教育的热情入行，现在，她依旧喜欢做“孩子王”的感觉。每周她都会去当地的少年宫教英语，即便收入不高，在那里又回归了初心，回到了纯粹的讲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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