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我的鞋带从来没有松开过，一直是系紧的

你有想要逃跑的时刻吗？余华在新出版的随笔集《山谷微风》中讲述了一个关于鞋带与逃跑的故事。每次见到库斯图里卡，余华都发现他故意没系鞋带，有一次活动中，现场观众问了库斯图里卡不系鞋带的原因，他说，“这是为了表明他身心放松，如果系上鞋带，表明他处于紧张之中，准备随时逃跑。”

由此处展开，余华讲述了他少年时一个想要逃跑的时刻。余华在文中写到“我们的少年里不会缺少逃跑，不会缺少心惊胆战，而且逃跑和心惊胆战如影随形，追随我们一生。”

下文摘选自《山谷微风》经出版社授权推送。

库斯图里卡的鞋带

我与库斯图里卡相识于七年前，贝尔格莱德进入春天的时候，一个小范围的会议，塞尔维亚文化部长主持，库斯图里卡是会议的主角。在这个七人会议上，一位八十多岁的塞尔维亚老作家认真参加会议，不参加晚上聚餐。

库斯图里卡，塞尔维亚导演、编剧、演员、作家、音乐家，是当代为数不多在戛纳、威尼斯与柏林欧洲三大电影节获奖的导演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俄罗斯作家扎哈尔·普里列平，他曾经是特种兵，参加过车臣战争，他是从顿巴斯来到贝尔格莱德，他和家人居住在顿巴斯。这位光头作家发言时像是一个军官在参加军事会议，为此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表情严肃地看着他，开玩笑说：谢谢你没有背着AK47来开会。这位普京的朋友（他自己这么说的）差点让乌克兰特工干掉，去年五月六日在俄罗斯下诺夫哥罗德州的公路上，他乘坐的汽车被炸，司机炸死，他炸伤。

会议进入最后一天，一位法国作家来了，他不知道前面两天我们说了些什么，我们说话时他插不进来，他整个下午都在迷惑地看着我们，到了晚餐的时候仍然孤独，我们互相熟悉地说话，他像个陌生人坐在那里，后来他端着酒杯坐到我身旁说：

这个会议很奇怪。

我是在贝尔格莱德街上第一次看到库斯图里卡没有系鞋带，那时候我们走在一起，他穿着一双黑皮鞋，走去时鞋带自由地甩来甩去，起初我以为他不知道鞋带松开了，提醒了他，他点点头继续走着，没有一丝停下脚步系鞋带的迹象，我以为他是懒得弯下腰去，松散的鞋带并不妨碍他的行走。

后来的两天，我注意到他仍然没有系鞋带，于是他的鞋带出现了两种表情，他开会坐下时，鞋带垂头丧气耷拉在那里，他起身行走时，鞋带生机勃勃甩动了。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系鞋带，显然他并不讨厌鞋带，如果讨厌的话，他可以去穿没有鞋带的鞋，我当时想这可能是他的个人嗜好。

此后不到一年时间里，我们又见了两次，一次是在上海，他带来了新电影和无烟地带乐队。

下午我们在宾馆见面，我看了一眼他的鞋，鞋带还是散开的。

晚上在剧院看他和无烟地带乐队演出，他弹着吉他在舞台上蹦蹦跳跳，自由的鞋带“野蜂飞舞”了。

另一次是在塞尔维亚靠近波黑的木头村，二○一八年一月的一天下午，我们在一个山顶木屋里吃了烤牛肉，外面白雪皑皑，傍晚时分我们走到户外，在寒风里观赏落日在白茫茫中降落的壮观景象。

第二天他开车带我去波黑塞族共和国的维舍格勒，他的双脚踩进厚厚的积雪，走向他的SUV，我跟在后面，看着他的鞋，鞋带仍是散开的，鞋带和鞋一样沾满了积雪。我至今难忘那里冬天的美景，山势层层叠叠，树林也是层层叠叠，树上结满了霜，一片一片的灰白颜色波浪似的下去又上来。

就是这次塞尔维亚与波黑之行，我去了萨拉热窝。

对于我们这一代中国人，萨拉热窝是一个传奇城市，两部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和《桥》曾经风靡中国。萨拉热窝也是南斯拉夫时期的艺术之都，那里文艺人才辈出，库斯图里卡是其中杰出的一个。

他在萨拉热窝出生，在一个很好的家庭里成长，可是他经常与一伙不良少年混迹街头巷尾，他自然也是不良少年。他少年时期的玩伴后来都进了监狱，如果没有对电影的热爱，他很可能会在监狱里与玩伴们相聚，电影把他拉了出来，让他去了布拉格。他从布拉格学成归来时，已经是崭露头角的青年导演。

我在萨拉热窝时去了他少年时期生活的街区，我站在路边看着行驶的车辆，心想这哥们少年时干过的坏事和眼前的车辆一样多。

南斯拉夫解体后，不同民族之间煽动仇恨，现在巴尔干的穆族和塞族很难共处，库斯图里卡无法回到他的故乡萨拉热窝，这是一座属于穆斯林的美丽城市。他思念故乡的方式之一，是请居住在波黑塞族共和国的朋友去萨拉热窝时拍一些照片发给他。

我离开萨拉热窝，离开贝尔格莱德之后，也就忘记了库斯图里卡的鞋带。

今年四月二十五日，我们在北京国际电影节见面，我也没有去看他的鞋带。电影节组委会的郝洁邀请我参与库斯图里卡的大师班讲座，讲座进入尾声的时候，他抬起脚，让台下的听众看看他浅棕色皮鞋上散开的鞋带，我这才重新注意他的鞋带。

我和在场的听众得到了他的回答，他解释为什么不系上鞋带，这是为了表明他身心放松，如果系上鞋带，表明他处于紧张之中，准备随时逃跑。很好的解释。

紧张还是放松，都是生活给予的，什么时候给予什么，是生活的意愿，我们没的选择，只有接受。

库斯图里卡散开的鞋带是一个姿态，并非他现在已经远离紧张，紧张仍会经常找到他，但是他知道如何对付了，他已不是少年库斯图里卡，他已是老江湖库斯图里卡。我觉得库斯图里卡散开的鞋带是对自己少年经历的警告，这个曾经的不良少年如何逃跑的经验丰富多彩，我相信他有过很多心惊胆战的时刻。

我们也一样，我们的少年里不会缺少逃跑，不会缺少心惊胆战，而且逃跑和心惊胆战如影随形，追随我们一生。

我少年时期的紧张，很多时候是因为自己的口吃，这是童年时觉得好玩，觉得结结巴巴说话别具一格，当我成为一个正式的结巴后，想改已经晚了，改不过来了。我应了那句老话，世上没有后悔药，人生没有早知道。我口吃的表现因人而异，与父母哥哥还有同学在一起很放松，说话比较连贯，虽然时常停顿，总还能把那些词汇艰难地说出来；与不怎么熟悉的人说话时，就会无端紧张起来，说话不再是停顿，而是卡住，停顿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卡住才要命，卡住如同一座高山挡住了我的去路，怎么也翻越不过去。那时候我只能低下头，满脸通红地站在那里，用点头或者摇头来回答对方的问话。我的口吃也因天气而异，有个说法，下雨天容易口吃，太阳天不会口吃。不知道真是如此，还是心理作用，每到下雨天我说话总是断断续续，太阳天说话明显流畅一些。

我上小学时的一个夏天，晚饭后我们一家人在屋外乘凉，我父亲想起医院工作上的一件事，让我去给他的一个医生同事传话，传什么话我忘了，我不愿意去，对父亲说，让哥哥去。我是担心自己的口吃，站在一个陌生的门口，面对父亲的同事，我有可能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我父亲的权威是不容置疑的，他对我说，就是要你去。我继续说，就是不去。我父亲沉着脸进屋拿着扫把出来，他还没有把扫把举起来，我连声说，我去，我去。我听到父母和哥哥在后面的笑声，我父亲好像还说了一句敬酒不吃吃罚酒之类的话。

我生气又委屈，走出我们当时居住的杨家弄，走上大街，口吃担忧症的症状开始出现。我在紧张的感觉里沿着城里的小河向父亲同事的家走去，先是在心里默念那句话，在心里说的时候还算流畅。我尝试小声说出来，第一次比较顺利说完，第二次出现停顿，接下去一次不如一次，后来几乎每个字说出来时都是停顿后拉长，而且越拉越长，像是唱出来的音节。路上有人叫我的名字，我心不在焉地看他一眼，好像是我的同学，他笑着问我自言自语哼的是什么。我面红耳赤，没有回答他，继续走去，我不敢再发出声音。我恍惚起来，路上认识的人都是好像认识。

我走到父亲同事家门口时，另一个担心出现了。他住在河边的房子里，我站在他的屋门外，我担心敲开门之后出现的不是他，是他的家人，我就要多说一句话，问他的家人，某某叔叔在不在家。我担心这句询问的话会停顿卡住，声音拉长了唱歌似的才能说出来，要命的是之后面对父亲同事还要说一句话，一次唱歌变成两次唱歌。

就在我的担心转化为害怕时，屋门打开了，我父亲的同事正要出来，好像是要倒垃圾，他见到我站在门外怔了一下，随即笑着说，是余华啊。他的出现让我猝不及防，正是这样的突然，担心害怕瞬间消失，我流利地说出了那句话。

我沿着河边回家时心花怒放，感觉傍晚的天空从来没有这么好看过，云彩在落日和晚霞的映照里闪亮，长长的拖船驶去时河水掀起层层波浪，我觉得波浪很快乐。见到认识的人我主动叫出他的名字，遇到同学时说几句话，我发现自己说话流畅了，几乎没有停顿卡住的时候。这个经历对我口吃的治愈立竿见影，我说话时不再畏首畏尾，而是敞开交流了，虽然还会出现停顿，也是小小的停顿，很少有卡住的时候，不影响我的正常说话。

我说话顺利了几年后，一次经历把我打回原形，那是我口吃史上登峰造极的时刻。

我上高中，当时县里每年几次的公判大会都是在我们海盐中学的操场上进行。因为我作文优秀，学校推荐，上级同意，布置我写一个死刑犯的批判稿，而且让我站在公判大会的台上念自己写的稿子，这对于少年的我是光荣和梦想。我认真看完这个死刑犯的罪状，写出批判稿，里面充满了《人民日报》上每天出现的革命语句。批判稿顺利通过审查，接下去我只要站在台上，用义正辞严的腔调念完，我就大出风头了。公判大会的前一天晚上，因为激动睡不着，我脑子里一遍遍想着明天的风光时刻。

这时候一个不合时宜的念头出现，明天公判大会上口吃了怎么办。情绪急转直下，从兴奋激动的高峰跌入心虚胆怯的谷底。担心像雾一样弥漫开来，忐忑成为我心跳的节奏。虽然我给自己壮胆，让自己放心，明天会把稿子顺利念完，可是担心忐忑不时袭来，我在自我鼓励和担心不安的拉锯战里昏昏入睡。

第二天早晨醒来，我对自己口吃的担心不仅没有离去，反而更加清晰强烈，这个要命的感觉占领了我头脑，驱逐了其他想法，让我怎么也摆脱不了。我忘了自己是怎么去的学校，只记得海盐中学的学生搬着他们的椅子来到操场的情景。学生按年级和班级分片坐下，我手里捏着批判稿，站在操场讲台的一侧，与另外三个拿着批判稿的人站在一起，他们三个说说笑笑，我心慌意乱，看着熙熙攘攘的学生乱糟糟入座，我知道上台的时间快到了，心里越来越紧张，身体开始僵硬。

公判大会的开始，是我们武原镇派出所的所长宣布的，四个五花大绑的犯人被六个民兵和两个解放军战士押上讲台，他们胸前挂着大纸牌，上面写着他们各自的名字和罪行。死刑犯只有一个，就是让我念批判稿的那个，两个背着步枪的解放军战士站在死刑犯身后，另外三个犯人后面站着手握标枪的民兵。死刑犯是最后一个宣判，所以我是压轴的。前面三个犯人的批判稿是我们镇上其他单位的人念的，他们都是革命积极分子，他们嗓音洪亮，像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出来的声音，铿锵有力地从高音喇叭里喷射出来，的电流声伴随他们的声音。

他们说了什么我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我正在担心害怕的煎熬里试图咸鱼翻身。如果让我第一个念批判稿，或许能够完成，中间会出现几处停顿，我相信自己能克服过去。偏偏我是最后一个，前面三个的批判稿写得冗长，他们的声音像是吃坏了拉肚子那样没完没了。我在紧张里待得越久，就越紧张，我仿佛踩上了紧张的西瓜皮，滑过去摔一跤，滑过来摔一跤。感觉过去了很长时间，他们三个才念完批判稿，他们的声音没有了，的电流声还在响。我的身体不是哆嗦，是僵硬地走上台，我似乎不是走过去的，是把自己搬到麦克风前。如果可能，我肯定逃之夭夭，可是我没有勇气也没有力气逃跑，我懵懵懂懂无依无靠站在那里，心里喊了三遍毛主席万岁，指望毛主席保佑我顺利念出第一句，再顺利念出第一段，这样我有希望顺利念完批判稿。

我站在麦克风前不出声的时间有点长，台下的人不知道我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们寂静无声看着我。要命的是我往台下看了一眼，不看还好，这一看，看到他们的目光整齐划一地射向我，我听到自己念出批判稿第一句的声音颤抖。第一句出现一个停顿，第二句出现几个停顿，这是唱歌的趋势，我听到下面有咝咝的笑声；第一段也就两百多字，我卡住了三次，这是唱歌的调子，下面的笑声响亮起来。我知道自己完蛋了，停顿卡住的频率越来越高，我自己听到的不是说话声，是有一搭没一搭的歌声，极其难听的歌声，结结巴巴地响起。台下的笑声浪涛似的起伏，我无助地向下面看了看，看到不少人笑得站起来，又捧着肚子弯下去。老师们也都站起来了，他们摆着双手，正在制止学生的笑声，可是老师们也在笑。

我在公判大会上用不着调的歌声念完了批判稿，时间比预定的长了两倍，在浪涛似的哄笑声里走下台，竟然感觉解脱了，死猪不怕开水烫的那种解脱。班上的几个男同学哈哈笑着向我走过来，我看着他们也笑起来，反正已经这样了，还能怎么样。

此后的几天里，女同学看到我就会捂住嘴笑着走开，男同学们围着我，拍着我的肩膀笑，说他们很久没有过这么高兴，他们告诉我，台上那个死刑犯也是笑得浑身抖动。有一个同学补充说，死刑犯身上绑着的绳子都笑得抖开了，绳子一头掉到了地上。我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这可是用绳子套住脖子绕到背后反剪双臂的五花大绑。我不知道这是成长里的至暗时刻还是高光时刻，后来每次的回想都会定格在死刑犯笑得浑身抖动的情景里，我给一个行将结束生命的人带去了最后的快乐。

中学时期公判大会上名噪一时的表现让我达到了口吃的巅峰，之后不断回落，有高峰必然会有低谷，我开始进入了漫长的口吃低谷期，说话会有停顿，但是都能说完。

三十多年前，莫言在《清醒的说梦者》一文里描述我说话“期期艾艾”，那时我二十九岁，我们两人住在鲁迅文学院的一个宿舍里，我正处于说话会有停顿的口吃低谷期。后来因为国内国外很多的采访和演讲，我说话时越来越放松，似乎告别口吃了，或者说忘记自己的口吃，偶尔会出现停顿，也是越来越少，当某一个词汇卡住时，我会脱口而出另一个近义的词汇。

可是写下这篇文章以后，不祥之兆降临了，我突然感受到一些紧张，担心这篇文章可能会召回我的口吃，让我重返结巴的高峰，因为我的鞋带从来没有松开过，一直是系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