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新书，推荐这 12 本

《逃走的人》

作者：李颖迪

出品方：新经典文化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出版年：2024-8-1

《逃走的人》是一本及时的非虚构，对当前正在发生的“鹤岗买房”“躺平青年”等社会论题作了呈示和阐述。作者李颖迪通过长达三年的追踪和记录，以第一人称视角带读者走入选择逃离常规生活轨迹的青年们的内心世界，探索他们的生活状态和心理动机。

这些“逃走的人”远离原生家庭、社会关系、甚至看似稳定的工作，通过购买一处便宜的居所，寻求更为自由、简单的生活方式。他们通过维持最低欲望的生活，拒绝消费社会和绩优社会，找到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躺平”在一些人看来难以理解，但对“逃走的人”而言，却是对自我的重新定义和掌控。

作为“同时代的人”，李颖迪对他们深有共情，这让她的文字展现出带有思辨色彩的情感深度。与一般非虚构“局外人”的视角不同，李颖迪始终“介入”笔下人物的生活——同吃同住、交友郊游、回家探访等，从而与被采访者的生活、心理产生深度联结和共情。作者不仅在观察这批“逃走的人”，也在以自己的方式理解他们作出选择的心理动机，背后则是来自社会环境的无情重压。这种无意间流露的情绪和自我反思，无疑能打动读者。

譬如李颖迪观察到，逃离虽然让很多人重新审视生活，思考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但同时，逃离并非没有代价。很多人面临孤独、迷茫，甚至生存压力，比如书中写到的自杀女孩。相信，身处当下倦怠社会的人都能从书中触发对生活的思考。而我们尤其需要这样的非虚构。

《生活在低处》

作者：胡安焉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品方：浦睿文化

出版年：2024-8

这是一部独白式的生活反思录和写作回望录。在这些文字里，胡安焉一面敏感于生活的日常感知，一面坦诚于阅读的自我思考。对于生活，他采取的是低姿态的生存方式和理解视角；但对于写作，则坚定地维持精英的写作态度，抱持严苛的自我要求。也因此，他能从生活中时刻汲取微妙的经验，作用于严苛的写作要求之中。

在这本胡安焉的生活史、工作史、阅读史与写作史多重交织的独白作品中，他自认为钝感的笨拙，实则是羞涩的真诚、敏锐的感知和自我的纯粹。正是这种羞涩的张力让他能够获取某种朴素的深刻，从日常中去体验奇迹。从这些常人不觉的日常奇迹里，提炼出更多敏感于生活的书写经验。

但也能从中看出，他为了抵御外界的侵扰，采取了某种狡黠的折中。尤其是对于写作的思考方面，作者经常为了守住自我，这种狡黠的握手言和有时会觉得有点过分和平主义而失去了触发与外界交流或对话的机会。也正是因为这种狡黠的心态，让这部独白随笔显得过于私人化的自我剖析，没能更好在字里行间将自我置放于更大的情境与冲突之中，多少会显得有点过于私人的碎碎念之感，虽然的确足够真诚。

《“娜拉”在中国》

副标题：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变，1900—1930年代

作者：许慧琦

出品方：理想国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年：2024-7

自“娜拉”进入中国之后，民国文人在不同阶段形塑出不同形象的“娜拉”。许慧琦在书中梳理了1900年至1930年之间的“早期中国娜拉变形记”：自娜拉闯入中国思想界后，由于她切中时代的命题而成为持续讨论与塑造的对象。这种不同阶段被诠释的话语形塑史，深刻地影响了近世女性的实践史。揆诸历史现场的话语形塑与社会实践，娜拉形象的种种变形都与近代国族叙事的紧要性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关联。

在许慧琦的考察中，清末危机的国族自强叙事，知识分子援引国外女性形象来促生中国新女性的典范榜样，除去外国女性名人传记之外，横空出世的娜拉形象生逢其时地成为了中国新女性的代言人。然而，正如许慧琦所言，精英男性成功以娜拉的“形象塑造者”自居；被新文化与爱国思想驱策出走的女青年，则成为“形象接受者”。这暴露出了近世中国新女性论述的本质，并非专为女性自身需求服务，而是服从于国族叙事与男性观念的话语塑造。

哪怕是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个人主义，仍然暗合着集体大我的精神价值，这就让新女性形象也受雇于启蒙觉醒的叙事和男性知识分子的挪用心态。在经历了抗婚娜拉等话语形塑之后，由于革命浪潮的紧迫叙事，这种形象的塑造更加鲜明地意欲出让个人精神而服从群体叙事。甚至，在建构国族本位文化期间，男性希望的妇女精神又再度出现复古的倾向，女性形象的社会建构被纳入到更加明显的历史叙事和社会舆论之下。

在结论部分，许慧琦写到：娜拉在中国留下的印记，与其说展现了“妇运”的发展起落，不如谓呈现出反传统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性的阶段性想象，与不断转变的理性新女性的表现。当然，这一形象的发展或变形，不仅缠绕着男女两性追求现代性的心态，也呈现了男女双方在社会角逐过程中的双重变奏。通过对娜拉“变形记”的历史话语梳理，也为当今的平权叙事提供了深刻的借鉴：在建构娜拉出走的叙事之时，男性自身也得反观己身——在日常生活中训练自己培养出女性的性别特质，才能互信互谅地理解女性，进而更好地共同成就平权愿景。

《文学三篇》

副标题：一个政治哲学视角

作者：洪涛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年：2024-6

鲁迅、卡夫卡研究很多，用政治哲学视角重新看待他们的写作，首先需看到作者的个体意识。鲁迅从《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开始个体问题探寻；卡夫卡是职业官僚，写小说是与昼间工作相对立的“反书写”；《格列佛游记》的作者斯威夫特曾一边当牧师，一边不计酬劳地写政论文章。他们笔下的主角有相似的思想自觉，也出于历史背景、写作体裁全然不同的书写目的的殊途同归：希望激活读者的思想力量，长出自己的智慧。斯威夫特还认为，有益于人类公共福利的写作，要么是教育，要么是娱乐，他希望把这两者结合起来。

不知是否基于对以上通晓时代和人性的伟大作家研究得足够深入，因而也富有心灵上的贴近和理解，作者洞穿文学的哲学观显得比较平和和宽容。他说，没有先天或固有的人性，人只要掌握知识的权力，就能有意识地控制人性的形成；“人性的康复或健全，需要以理性的暂时丧失为前提；真正的上升，也需要以某种表面上的下降为条件”；人沉醉于娱乐，就是一种从当下状态的抽离，暂时离开或摆脱自身利害关系的日常，这能让人更好地看到自己。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读奥威尔的书，读到温斯顿发现自己是“最后的人”时感受到的震撼，好像学生时代无甚独立意识、只是听话和随大流生活着的自己从此才多了鲜活的灵魂一片。如果那时有一本这样酣畅的、渗透的阐释和导读性文本可以同步捧在手里，应该会节省后来许多年在生活中经历事情再去回想起这本书、反复思量琢磨的时间。这是普通人阅读重读经典的意义，也是当下的学者仍在不断地寻找新的角度进行经典文本研究的价值之所在。

这本书的最后附有现代国家政体一章，为文学读者补充另一个知识切面，所以也不是高冷或自嗨式的研究。总体，能读出作者的一腔热诚，学术研究者的理想主义在当下系统中去实现、凝结成一部作品应有许多不易，结果却带来议题的如此开拓和趣味，很是值得我们一读。这也是一本应有出版难度的书，也因此作推荐。

《泥淖之歌》

副标题：“大雅”诗的无字书

作者：吴小龙

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2024-6

吴小龙更为人知晓的身份是“大雅”文丛的出版人，该文丛近些年来不断引进出版了特德·休斯、谢默斯·希尼、罗伯特·洛威尔、海伦·文德勒等各种重磅的诗歌集、诗人随笔，未来还将引进诸如西尔维娅·普拉斯的诗人传记。如今这部诗歌评论集，则彰显了他在诗歌评论方面的诗学身份。曾几何时，学人出版是近世常见的社会现象，在日益追求码洋量化的出版当下，这种现象多少有点式微。对读者来说，学人出版是看不见的隐秘而间接的收益，毕竟出版是为他人做嫁衣的幕后工作。

这部诗歌评论集，以精细幽微的训诂学式赏析方法，以几首短诗为例，像我们展现了现代诗的阅读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它不仅适用于普通读者的诗歌鉴赏入门，也同样适用于同行之间的评论交流，这是吴小龙在诗歌评论领域非常难得的一面。他将一首诗歌看做万神殿般的存在，通过字词句行的细读赏析，去呈现诗歌的诗意、情绪、态度、艺术等，甚至通过对诗歌内部标点的分析，重申了标点符号的书写尊严。

在这些诗歌评论的案例中，吴小龙面对日常生活的偶然奇迹，通过字词的组合汲取诗歌的力量，窥探诗行的隐秘来重新凝视和挖掘万物与生活的秘密，编织人与世界、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意义之网。从诗歌的声音、意象、语言、修辞、结构到意义，吴小龙对诗歌巴别塔进行拆卸重组，以细节泄密的去神秘化精读法，让我们鲜明地感受到何谓“诗的神秘馈赠”。

《此生有味》

副标题：苏东坡美食地图

作者：林卫辉

出品方：广雅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24-8

是不是年纪越大，越容易喜欢上苏东坡，从他起伏的人生和豁达的心态中找到精神力量？于我而言，苏东坡的为人为文越来越协奏出一种共鸣色彩。近段时间，有关苏东坡的作品可谓层出不穷，似乎在说明什么——苏东坡的人生之旅为当代人提供了某种启示。

《此生有味》是一本专门阐述苏东坡的人生与美食渊源的作品。通过细读苏东坡留下的诗文，以他的人生游历为线索，勾勒出一幅独特的“苏式”美食地图。其中，既有对苏东坡大起大落的人生的介绍，也有对其诗文才情的独到分析，更有对苏东坡所钟爱美食的阐释，为读者在苏东坡文学大家的肖像之外提供了一副生动的“吃货”形象。

整本书的文风平易近人、娓娓道来，宋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状貌逐一映入眼帘，苏东坡的思想和情感变化跃然纸上，好看又好读。

《基本粒子》

作者：【法】米歇尔·维勒贝克

译者：罗国林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年：2024-7

米歇尔·维勒贝克是法国当代著名的作家，幸好他生在法国。他的小说中常充斥着大量的性描写和男性凝视，书里的男主角总是身陷于性饥渴与抑郁症的漩涡中，这正是他所抓住的主题：法国社会中的后现代氛围。物质过剩状态下的人们，既受过了足够的教育，足以独立思考与欣赏艺术，又经历过解放的时代，品尝着自由的滋味，但仍感到空虚、缺爱、迷茫、无意义。

而且，作为小说家，维勒贝克自然不给这种虚无以解决之道（虽然在《基本粒子》这本书中，他以科幻的方式，给出了一个荒诞的解法），而只是表达这种虚无。在有些读者看来，这肯定是没有意义，甚至“让人反感和厌恶”的写作，但他所表现的时代精神，以及他的表现方式，却是独特而准确的。

《基本粒子》一书写了一对同母异父的双胞胎兄弟的故事，他们一个是典型的维勒贝克小说主角，永远都在性饥渴，另一个则正好相反，全身心沉浸在生物学研究的世界中，几乎丧失了人气。他们两人身上，各有各的虚无。他们一个逃向了原始的欲望，一个逃进了理性的科学。欲望与科学，都是人们想要寻找意义时，最容易逃往的地方，但它们恰是一些与幸福本身毫不相干的事物。

《米沃什与布罗茨基》

副标题：诗人的友谊

作者：【美】伊雷娜·格鲁津斯卡·格罗斯

译者：李以亮

出品方：野spring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2024-8

这是一部基于比较研究的双传体，以诗歌的友谊之名，探讨两位诺奖诗人在对待生活、诗歌、语言、爱情、翻译等方面的不同态度。两人都存在着类似的经历，在诸多方面却存在着完全不同的态度。基于这些不同看法而进行辨析，能够更加凸显二者之间所存在的各自特征。对于米沃什和布罗茨基的爱好者来说，这部双传体是不可错过的佳著。

尤其是在同一命题之下的比较，在看似大致相同经历的二人所抱持的不同看法之下，让我们更能够清晰地理解他们的心灵特征，矫正我们对他们二人的深层理解。毕竟，这两人诸多的相关著述都还没能更多地引进出版，而布罗茨基更是封存了自己的档案。不过，这部书里有很多隐藏的出版线索，或许可以给出版界人士提供诸多的版权指引。

比如，米沃什总是从历史或族谱中去寻找自我，将具体的个人置放在历史的谱系之下；布罗茨基则不经由国族的谱系，而是转向古典文学、古典文化来完成自我的定位。又如，在语言方面，米沃什忠于自己的语言，而布罗茨基则更想寻找自己的语言，但这两种不同的态度又殊路同归，都是通过“语言的不服从”来达成自我的守护。再比如，由于自身对波兰史与俄国史的情感差异，导致两人甚至在中欧概念上针锋相对，但这并不影响米沃什持续使用“我的朋友”这样的措辞。在诗人共和国里，二人哪怕存在着多么深刻的历史和阶级的隔膜，但他们之间总是能够将友谊变成伟大的动词。

《自我》

副标题：与齐格蒙特·鲍曼对谈

作者：【英国】齐格蒙特·鲍曼

【爱沙尼亚】瑞恩·罗德

出品方：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24-8-18

阅读《自我》这本小书，多少让我想起两年前阅读《始于极限》的体验。两本书有相似之处：都是通过通信完成的对话，对话者以平等的方式深入探讨特定话题。这种邮件往来的方式令其与一般的访谈作出了区别，对后者而言，多是提问者与回答者组合成“弱与强”的关系，而且囿于口头表达，议题往往难以得到深入阐释。邮件对话构成了一种平等的交流关系，齐格蒙特·鲍曼和瑞恩·罗德都是在各自学术领域有成就的大家，他们首先保证了对话的学术性和思辨性；同时，与艰涩的学术文章相比，笔谈带来了平易准确的言说文风，因此是一种介于口头采访和学术写作之间的文体。

该书主题是“自我”。“自我”就如何奥古斯丁笔下的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是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因此探讨“自我”具有一定难度。两位作者深入剖析了现代社会中个体如何理解和塑造“自我”的机制。在他们看来，“自我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是一种生活实践，是我们所为之事，而非我们存在本身”，认识“自我”没有终点，它作为一个开放的过程，并不完全自由，也不绝对先验，永远在社会生活的规训下，通过主体发挥能动性得到实现。

同时，从“自我”这一概念出发，两人还分析了新技术的出现对个体生活和工作的影响，这些变化对自我认知造成的冲击；人工智能如何改变人类的职业和社会角色；阐释了现代社会中产阶级面临的经济和社会不稳定性，以及这种不稳定性如何影响他们的自我认知和生活策略；探讨了互联网如何改变人们的社交方式，以及这些变化对个体社交关系和自我表达的影响；等等。这本书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和应对当下流动社会的框架，帮助我们重新找到“自我”的位置和方向。

《在黑暗中舞蹈》

副标题：美国大萧条文化史

作者：【美】莫里斯·迪克斯坦

译者：彭贵菊 / 郑小倩

出品方：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24-7

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即从当年10月份纽约股市崩溃开始，持续十年的经济低迷时期。银行破产，工厂倒闭，农民丧失土地，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公务员和教师也发不出工资，有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处于失业状态，无家可归，只能依靠领取救济金生活。但是，与经济领域水深火热的情况相反，文化界反而有种谜一般的繁荣景象。这本书就是讲述了这种反常的文化繁荣景象。

为什么经济萧条了，文化反而繁荣了呢？是不是所有的经济低迷期，文化都会有所繁荣呢？也不一定。那个时期的文化繁荣，更多源于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一种责任感。要知道，美国商业性质的文化，让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知识分子缺乏存在感。而经济萧条的发生，让众多知识分子意识到他们发挥作用的时候来了，他们放弃了安稳的书斋生活，深入到民间和底层，跟那些长期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打成一片，记录他们贫困的生活，为他们痛苦的沉默代言。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文艺在经济低迷期，不一定代表了逃避现实，还有可能成为抒发他们心声最有效的工具。说难听点，在任何时代，写贫困、底层、小人物的故事永远都会有市场。从宏大的层面上，这样的书写可以给统治者提供大时代真实的记录，给他们的政策制定提供借鉴，罗斯福新政正是从这种文艺界的描写中吸收了很多的灵感；从小的层面上讲，描述这个破碎时代的所有景观，都可以激发各个阶层的民众形成一种团结，赢取更多的同情和援助。这大概也起到了齐泽克所说的那种，文艺的繁荣，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意识形态上的舒缓作用，缓解了大萧条带来的各种矛盾。

但是，1929年经济萧条之所以独特，正是因为它是一个例外。并不是所有的经济低迷都可能产生文化上的繁荣，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形成一种必然的关系。大多数时代的经济低迷和萧条，对普通人现实和精神生活都是一种巨大的摧残。时代的一粒灰尘，砸到一个人身上都是一座大山。与其说文化在经济萧条期抚慰了人们的心灵，倒不如说文化记录了灾难降临到每一个人身上的那种无法言说的孤苦和绝望。人在绝望的时候，不一定在哭，也可能会笑。

《诺贝尔文学奖消失之日》

作者：【瑞典】玛蒂尔达·福斯·古斯塔夫松

译者：沈赟璐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年：2024-8

201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推迟到2019年颁发，这个新闻背后是与瑞典文学院有关的一则丑闻。

2017年11月份，瑞典记者古斯塔夫松发表了长篇报道，揭露了一名文化大咖，长期利用自己的地位性侵了数位女性，引发了文化圈的震动。这位文化大咖是让-克洛德·阿尔诺，他的妻子是瑞典文学院的十八位院士之一的卡塔琳娜·弗罗斯滕松。这本书就是在古斯塔夫松原本的调查报道的基础上完成的。

如果说，原来的报道侧重阿尔诺性侵女性的证据和搜集，这本书的视野更加宏大，除了对性侵事件的整理，还侧重分析了瑞典文学院内部的权力架构，以及他们高高在上的精英主义的姿态。尽管有很多证据表明，瑞典文学院与阿尔诺夫妇之间有着说不清的深层关系，比如利用阿尔诺经营的俱乐部进行社交活动、敛财、腐败、提前泄露获奖者消息等等，但是文学院依然如故，丝毫不受影响。

文学院就像一个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权力机构，一切都保持神秘性，远离大众的视野。院士是终身制选取，福利和待遇也远超普通人，一旦进入文学院，任何外界的评价和言论都不会影响到他的位置，他终生都可以享受豪车和豪华公寓。对文化精英来说，瑞典文学院代表了人类的社会理想存在。

但对普通大众来说，他们对文学院的认知正好相反。正如古斯塔夫松总结的，文学院是社会中的一个例外，代表了当代文明中任何事情都要求透明度的对立面。他们对丑闻保持了沉默，也不接受外界的监督，他们代表了文学反人性的那一面，代表了传统的大男子主义、精英主义。正如这个奖项一样充满了各种文化上的傲慢，文学院的院士只会阅读那些翻译的文本，谁能被提名诺奖需要看你的作品被翻译成瑞典语或者英文的数量，他们用这种方式保存了瑞典文化，并以此为荣。相反，谁批评他们就是对瑞典文化宣战。但是他们对待文化的态度也并未让人产生敬畏之心。比如，他们把2016年诺奖更是颁发给了民谣歌手鲍勃·迪伦——我喜欢民谣，也喜欢迪伦，但是我不觉得诺奖应该颁发给迪伦，正如美国小说家菲利普·罗斯所说的，如果迪伦能获得诺奖，那阿猫阿狗都能获奖了。

2016年他们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笑话，2018年，他们又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丑闻。但他们依然如故。他们拥有一切，所以也不会在意失去什么。

《语言恶女》

副标题：女性如何夺回语言

作者：【美】阿曼达·蒙特尔

译者：李辛

出品方：明室Lucida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年：2024-6

语言恶女首先是作者本人。这位“天选”语言学家，三岁就是话唠，十岁时得到了最喜欢的生日礼物——同义词辞典，大学面对街头骚扰会说“我在学校专门研究你这种人，耍我没门儿”。她还说自己是认识的人中嘴最臭的，很喜欢骂脏话。她的研究和书因而特别有意思、有吸引力，不少部分惹人捧腹，是一部不那么严肃的学术“邪典”。

专业是第一位的。作者将表达性别羞辱的脏话梳理出庞大的语料库，考古很多俚语、流行语包括“cunt（屄）”“dick（屌）”的原意和出处，也引到许多其他语言学家的理论发现。但如果以为这是距离当下比较远的学问就错了，她还分析了网络上现在很流行的“气泡音”到底是什么、怎么发出来的，公众人物都怎么说话的、话中带着什么性别倾向，以及教我们如何在实际生活中很有用地用话语驳回“性骚扰”等等。

作者的幽默中透着一种乐观，她认定决定词义走向的是人，人赋予词语含义，也可以改变它的含义。一个正面例子是“queer(酷儿)”，它原本是对性少数者的侮辱性词汇，后来变成学术界确认的普通称谓；另一个是“nasty woman”（恶毒女人），特朗普在总统竞选中曾经这样形容希拉里，后来它经过互联网的传播被写上马克杯，甚至成为计划生育协会的筹款活动名称。

而另一些词语有不为我们所见的迷惑性，作者也说需要正视、“彻底停止使用”。如“just”“you know”等填充短语会加强女性不权威、自信的刻板印象，放到中文语境下同样，我们应该更确切不犹豫、不水词儿地表达自我的想法和观点。而街头骚扰本质上与性无关，它只关乎权力，用教你做事的口吻说话和不停地打断女性发言也同理。作者还鼓励女性说脏话，但由于脏话总是男性视角的，如“fuck”，女性要发明一套全新的、有翻转性别视角的脏话系统，“clit（阴蒂）”和“fuck”同样是单音节、爆破音，听起来是会主动采取行动的身体部位，可以喊出彰显不吝于前者的羞辱威力的“holy clit”。

全书都是这样一种美式辛辣。令人感慨有学者、写作者可以像玩儿一样地写书，可以指名道姓地嘲讽政治家的辱女言辞，甚至自己高中时的男老师。也许当“恶女”就是要从真实地剖开这一切开始，停止含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