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中国：五星出东方的传奇魅力

一、神秘出土，震惊世界

1995 年，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连续数月的勘探一无所获，就在众人快要放弃希望时，一座古墓的出现带来了转机。这座古墓中是一座双人合葬墓，其中一具尸体右臂上的护臂引起了考古队的高度重视。这个护臂由色彩鲜艳的汉锦编织而成，长 18.5 厘米，宽 12.5 厘米，上面有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几个绣字，意蕴神奇。考古队眼都红了，深知这是一件了不得的宝贝，立即结束科考，返回研究所。

这件织锦护臂的出土引起了巨大轰动。它被誉为 20 世纪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已成为国家一级文物以及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其不仅用料与做工极为考究，代表了汉锦的最高技术，而且上面神秘的文字更是引发了无数的遐想。“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这句话，在古代星象学中有着特殊的意义。据《史记・天官书》记载，“五星连珠” 又称 “五星聚会”，指的是岁星、荧惑星、填星、太白星和辰星这 “五星” 同时出现在天空同一方的现象，被古人赋予了 “祥瑞” 的意义。而这件护臂的出土，仿佛是历史的馈赠，让我们得以一窥古代的神秘与辉煌。

二、织锦探秘，寓意深远

（一）历史记载中的神秘含义

在古代星占学中，“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有着深刻的含义。其中，“五星” 在古代指岁星、荧惑、镇（填）星、太白和辰星，秦汉以后又被称为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和土星。“东方” 是中国古代星占术中特定的天穹位置。“中国” 指黄河中下游的京畿及中原，即四裔之中的华夏地区。五星 “积于东方” 和 “五星出东方” 是指五大行星在某段时期内，在日出前同时出现于东方天空，被古人视为天降祥瑞，大吉之兆。

（二）完整织锦的震撼呈现

中国丝绸博物馆对织锦的复原过程可谓艰辛而充满意义。首先是对成都老官山汉墓织机的成功复原，为复制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织锦奠定了基础。专家团队花费大量时间进行前期研究、准备、装造、穿综及织造。复杂的穿综工作涉及 10470 根经线，84 片花综，2 片地综，历时 1 年多才最终完成。全幅完整的语句应为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诛南羌，四夷服，单于降，与天无极”。这句话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背景，汉宣帝时期，西羌崛起成为西汉乃至东汉最大的敌人。此次用兵，让汉朝朝堂的巫祝之士和天文学家作出预测，将这些话语写在大量丝织品上，并随着汉帝国的影响传播到西域等广大地区。这不仅体现了当时汉王朝对征讨南羌军事行动必得成功的期望，也反映了汉王朝期望四夷臣服，天下太平的宏伟愿景。

三、文化价值，璀璨非凡

（一）舞剧创作的灵感之源

舞剧《五星出东方》以这件神秘而珍贵的织锦护臂为灵感源泉，开启了一场舞蹈艺术创作的奇妙之旅。在舞蹈艺术创作方面，编导大胆地将史实与文物相结合，通过艺术想象赋予动人的形象和故事。从汉朝戍边将领奉、西域精绝公主春君到北人首领之子建特，人物形象鲜明且富有魅力。舞剧的舞蹈编排更是独具匠心，融合了西域与中原的不同风格，既有风格浓郁的西域舞风，如春君的《灯舞》，其婀娜曼妙的舞姿配合舞美与灯光，彰显出不同于中原汉风的神秘气质；又有展现大汉都城繁华的仕女舞、面具舞、丰收舞等，尽显大汉气象。同时，在历史文化传承方面，舞剧通过精彩的演绎，让观众了解到织锦护臂背后的历史故事，仿佛穿越回两千多年前的汉代，感受当时的风土人情和历史变迁。这种以舞剧形式传承历史文化，让文物 “活” 起来，使观众能更直观地感受历史的魅力。在传统文化创新方面，舞剧将早期西域文化元素置入不同时空与情境，创新编排方式，使多种类型的各民族舞蹈元素在舞台上交相辉映，呈现出鲜明的艺术风格和艺术质感。例如多民族共舞的 “土嗨” 舞舞段，精心设计的 “中原西域融合风” 舞姿组合，将庄重严肃与诙谐洒脱巧妙结合，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优秀范例。

（二）艺术表达中的民族精神

舞剧中的舞蹈设计、人物关系和剧情紧紧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开。在舞蹈设计上，夜宴时春君的《灯舞》展现了西域舞蹈的独特魅力，而随着奉的讲述，仕女舞、面具舞、丰收舞以及《乐府》诗的吟诵等又尽显大汉气象，不同民族的舞蹈风格在舞台上相互融合，传达出各民族融合的和合之美。人物关系方面，奉、春君和建特分别来自不同民族，他们从剑拔弩张到并肩携手，从素不相识到深深认同，结下深厚情谊。这种人物关系的转变体现了各民族间友爱互助，命运休戚与共的和谐氛围。剧情上，汉朝戍边将领奉在精绝古城与北人首领之子建特、精绝首领之女春君之间的故事，生动诠释了从古至今各族人民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结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题。舞剧以小见大，从一件小小的织锦护臂切入，展现了宏大的民族精神，传扬了厚德载物的包容性文明，礼赞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

四、考古发现，实证历史

（一）尼雅遗址的发掘历程

尼雅遗址的发现充满了传奇色彩。1901 年 1 月，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抵达尼雅绿洲，也就是现在的民丰县城所在地。当时这里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偏僻村落，斯坦因忙于整理探险笔记。一天，驼夫哈桑偶然发现了两块写着字的木板，斯坦因一眼认出上面的字体与公元前贵霜王朝使用的碑铭等文字十分相像。经过不懈寻访，斯坦因找到了丢弃木板的人 —— 年轻的打馕人伊布拉因。伊布拉因告诉他，在玛札以北不太远的沙海中，有一处尼雅河干涸的旧河床，河床上分布着一处古遗址。斯坦因一刻也不敢耽误，立即雇用伊布拉因为向导，启程前往尼雅河。尼雅古城由佛庙、官署、住宅群、种植园等古代建筑组成，遗址中心有一佛塔。在斯坦因 1931 年 2 月进行的尼雅考古中发现的一部汉简中有地名 “精绝” 的汉简，从此得知尼雅古城即是西域三十六国中的精绝国。

（二）对新疆历史研究的价值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织锦护臂的出土，为研究新疆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这件织锦不仅彰显了中国古人在观天文、察地理、制丝绸等方面的成就，也实证了我国古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统治以及多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事实。它是汉朝中央政府给予西域王公贵族的赠赐封赏，是汉朝中央政府管辖和治理边疆民族地区的重要手段。同时，尼雅遗址的考古发现也让我们了解到古代精绝国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尼雅王国以原始农业为主，种植有麦子、糜谷、稗、稷等作物，还种植果木和沙枣树来防风沙。尼雅居民还兼营手工业，如木器加工、手工毛纺、陶器制作、皮革制造和铁冶等，基本能满足社会日常生活需要。此外，尼雅居民对水的管理和使用、树木的保护都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办法，体现了他们对自然资源的重视和合理利用。

五、象征意义，传承文明

（一）天文历法与占卜的关联

在古代，天文历法与占卜有着紧密的联系。古人通过观测天象来制定历法，同时也将天象变化视为吉凶祸福的预兆，进行占卜活动。“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织锦护臂上的文字，充分体现了古人对五星连珠这一天文奇观的重视。

据史料记载，古人认为五星连珠是一种极为罕见的天象，被视为大吉之兆。在古代占星学中，五星分别对应着金、木、水、火、土五行，而 “东方” 则是特定的天穹位置。当五星同时出现在东方天空时，被认为是对 “中国” 有利的天象。这种观念反映了古人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和对国家命运的关注。

在古代，五星连珠的出现往往会引起朝廷的高度重视。统治者会根据这一天象进行占卜，预测国家的兴衰和战争的胜负。例如，在汉宣帝时期，西羌叛乱，赵充国以古稀之龄督兵西陲。出发前，汉宣帝下诏书曰：“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 这表明，古人将五星连珠视为一种鼓舞士气、增强信心的象征。

然而，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五星连珠只是一种正常的天文现象，与地球上的人事祸福并无关联。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去理解古人对五星连珠的看法。它反映了古人对自然的探索和对未知的敬畏，同时也体现了古代天文历法与占卜之间的紧密联系。

（二）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织锦护臂西现 “精绝” 故地，充分昭显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生生不息的意义。

尼雅遗址位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被证实为《汉书》所记载的丝路南道绿洲城邦 “精绝国” 旧址。这件织锦护臂的出土，表明了在古代，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交流与融合。

织锦护臂代表着当时中原地区高超的丝绸织造工艺，其精美的图案和吉祥的文字，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文化内涵。而它出现在精绝国墓葬中，说明当时的精绝国与中原王朝有着紧密的联系。中原王朝通过赏赐赠赐等方式，将中原文化传播到了西域地区。

这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还体现在思想观念和艺术风格等方面。例如，织锦护臂上的图案融合了中原文化中的瑞兽、祥云等元素，同时也带有西域文化的特色。这种多元一体的文化特征，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特点，使得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相互交流、相互融合中不断发展壮大。“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织锦护臂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见证了古代丝绸之路的繁荣和中华文化的传播，也为我们今天推动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六、文创之光，源远流长

（一）依托文化底蕴，文物更 “亲近”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织锦护臂作为新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以其为原型的文创产品层出不穷，让文物以更加亲切的方式走进了百姓生活。新疆博物馆积极应用网络科技手段，拓展新媒体平台，通过藏品数字化、网络直播、线上展览等方式，使这件珍贵的文物 “开口说话”，让库房里的文物真正 “活” 了起来。

以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锦护臂原型图案为基础，新疆博物馆文创团队陆续推出了五星丝巾、领带、瓷器套装、冰箱贴、鼠标垫等多个爆款产品。这些文创产品不仅在设计上精美绝伦，还充分展现了文物的内涵和历史价值。例如，五星丝巾采用了与织锦护臂相同的色彩和图案元素，柔软的质地和绚丽的色彩让人仿佛穿越回古代，感受到了那份神秘与辉煌。领带则以简洁大方的设计，将文物元素融入其中，既适合正式场合佩戴，又能体现出佩戴者的文化品味。

除了新疆博物馆，其他地区的博物馆也纷纷推出了以文物为原型的文创产品。昌吉博物馆推出的鎏金铜狮印章橡皮，以其小巧可爱的造型和独特的文化内涵受到了游客的喜爱。阿克苏地区文博院（博物馆）推出的 “趣浪还潮” 系列文创，以马首龙身鹰翅纹灰陶范、汉归义羌长印、彩绘有翼童子舍利盒等文物为原型设计，让人们在欣赏文创产品的同时，也能了解到当地的历史文化。

这些文创产品的推出，不仅让文物更加 “亲近” 百姓，也为人们了解历史文化提供了新的途径。在一件件精美的文创产品中，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从历史深处走来，展现中华文明延续不断的历史基因，记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历史，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故事。

（二）深挖文化内涵，不断推陈出新

博物馆文创要拓宽思路，关键在于深挖文化内涵，从历史文化中汲取滋养，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命力。首先，文创产品开发不仅要了解文物本身的内涵，阐释其所蕴含的价值观，同时还要增加实用功能。只有符合时代需求、有特色的文创产品，才能有效传播文物的文化价值。

以吐鲁番博物馆为例，其以高昌故城为主题开发的 “高昌智慧” 系列文创最为抢眼。该系列文创产品包括高昌王笔记本、印章、手绘本、手机壳、明信片等旅游纪念品，一应俱全。这些产品的设计灵感来源于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第 20 窟壁画供养人像，是回鹘高昌贵族供养壁画。设计团队给男性起名叫 “小智”，女性起名叫 “小慧”，不仅造型憨态可掬，而且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

在今年举办的第五届 “和田礼物” 文创设计大赛中，设计师万芳的作品《和田》立体书斩获文博文创类金奖。这套作品封面以艾德莱斯绸为底，手工刺绣标题，同时加入光电互动，给读者一种沉浸式的阅读体验。万芳表示，做文创不能只是天马行空的想象，每一次设计前，她都会收集和梳理文物历史资料，从历史文化这片土壤中生发的创意，才能真正具有厚重内涵，经得起检验。

在上海举办的 2024 年中国品牌日活动上，以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汉代织锦护臂为创意元素设计的 30 多款文创产品圈粉无数。该系列作品的创作者孙秀琴说，该系列文创之所以出圈，是因为找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契合点，瞬间唤醒人们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以浪漫之 “情” 升华家国之 “志”，产生情感共鸣。

《自治区 “十四五” 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提出，鼓励各级博物馆、各类文化企业依托丰富的文物资源开发兼具艺术性与实用性、能够适应现代生活需要、符合市场消费需求的文化创意产品。近年来，新疆各地博物馆不断加强对文物的研究阐释，推陈出新。新疆博物馆推出日用品、文具、文物版乡村特产、食品等文创产品共计 800 余种；刚刚完成升级改造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博院（博物馆）文创展区则推出 50 余种共 1000 余件文创产品。此外，我区这两年打造的 “文物 + 演绎 + 文创创新博物馆资源活化利用” 获评 2023 年度全国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入围案例。

越来越多的设计者深入挖掘文化遗产中蕴含的文化内涵，加强文物活化利用，从中汲取滋养，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命力。博物馆文创的不断创新和发展，将为人们带来更多精彩的文化体验，也将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