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华中师大召开纪念会，纪念本校著名教授钱基博先生诞辰100周年。华中师大学报打算出《纪念钱基博先生一百周年专辑》，为此，专门给钱钟书先生写信，希望得到他的同意与支持，并隆重邀请他光临纪念会。
邀请函寄出后，没有回音，连去几封信后，钱钟书才回信表示婉谢，信中说：
奉读惠函，不胜惶悚，前叠得彭祖年先生来信，道追念先君事，为人子者感刻心骨。而七月以还疾病缠身，迄今五旬，尚未痊可。痰嗽失眠，心身俱惫，以是迁延，未能报命。尚乞垂体下情，许其免役。专此奉复，诸维谅宥。
不管是真生病，还是假生病，一个老人有点病是很正常的。以此为理由，钱钟书辞去了参会的重任。钱钟书对华中师大为纪念他父亲而编写纪念文集并不热心。事实上，他也从未发表过纪念自己父亲的文章。这充分说明了他对名利的淡漠态度。同时，他对当前流行的各种巧立名目的纪念会，学术会，也深为不满。他在给华中师范大学友人的信中，曾说过自己不热心也不参加这种会的原因。
钱钟书说，盛谊隆情，为人子者铭心浃髓。窃以为不如息事省费。比来纪念会之风大起，请贴征文，弟概置不理。今年无锡为先叔父举行纪念会，弟声明不参预。三不配自有德，言功业在。初无待于招邀不三不四之闲人，谈讲不痛不痒之废话，花费不明不白这冤钱。贵乡王壬秋光绪九年日记载端午绝句云，灵均枉自伤心死却与闲人作令辰。概乎言之，可以移咏流行之某某百年诞辰纪念会笑。
钱钟书怕开会不光是怕开作为贵宾 去参加的纪念会，座谈会。就连单位组织的政治学习，念书看报，也是被逼无奈很不情愿的。只不过是单位组织的学习，他却不敢不参加，因为不怕官，就怕管，单位组织的学习往往和工作联系在一起的。
1949年夏天，钱钟书得到母校清华大学聘请，8月26日重返清华，开始为新中国工作。
1950年1月，在清华大学教授住宅区，记者、作家黄裳应吴晗先生邀请到清华园玩，便采访了钱钟书。黄裳问起他的生活情况。钱钟书说，解放以来，学校气氛很活跃，师生们热情很高，气象焕然一新，但是各种会议太多，耽误了不少教学时间。大学生忙于宣传活动，太多的活动影响了课堂教学。这些学生文学修养不高，对文学兴趣也不大，就是喜欢开会搞活动。言语之中，颇有微词，尤其是对于会议太多，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早期的钱钟书还是敢讲一些真话的。
但是，钱钟书又提出一个意见，在报道时，不要把诸如开会太多之类的话说出去，以免招来谤议。黄裳也照办了。这篇《槐聚词人》的报道，一直积压了三十多年，一直到粉碎了四人帮以后，黄裳才以《槐聚词人，一篇积压三十年的报道》与读者见了面，当时也算是万幸，如果把钱钟书埋怨会议太多的报道刊登出来，到了反右和文革时期，后果将不堪设想。
喜散不喜聚，这性格有点象大观园的林黛玉，黛玉毕竟是大观园里首屈一指的诗人和评论家。钱钟书也不逊色，是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两人何其相似尔尔。文学是个体劳动，不能集体生产，动不动就开个会，千军万马齐上阵，热闹归热闹，毕竟不是文学创作的正确道路。
为躲避政治缄口不言。由年轻时的任意藏否人物，到沉默无语。他告诫友人，举除简斋“微波喜摇人，小立待其宁”为喻，与友人共勉。即使这样，还是在劫难逃，文革来了，他还是被冲击得体无完肤。
改革开放后，钱钟书声名鹊起，钱学大行其道。但他还是不改初心，不喜欢开会，躲进小楼做学问，面对雪片飞来的会议邀请函，仍是不理不睬。他做了多年的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连一次会议也没开过。当了多年的政协委员，一次会议也没开过。
不喜欢开会，是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表现。但一个有担当的知识分子，不肯为自己民族的自由获得发一声，进一言，这就叫人唏嘘不已。面对威权，明哲保身是无可指谪的。但知识分子堕落到这种地步，不也令人警醒吗？
2020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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