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父亲代孕了一个孩子

求子的预谋

徐书晴24岁这年，凭空多了一个“弟弟”。

2022年的7月，她收到母亲好友的信息，这位与母亲交好的阿姨提醒她，母亲最近情绪不好，可以多去陪陪她。她问母亲发生了什么事，母亲缄口不言。过了几日，母亲终于没有忍住，向她倾诉出来。

那天晚上，她在房间里与母亲语音通话。照例寻常，母亲又谈到了希望徐书晴结婚生子的事，徐书晴也像往常一样表达了自己的抗拒。只是这一次，母亲的情绪染着格外的委屈，她痛苦地说出压抑在心中许久的家庭的秘密：她告诉女儿，自己的丈夫、她的父亲，瞒着他们在外面通过代孕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婴儿已经有几个月大。

徐书晴听后难受地哭了。她心疼母亲，明明没有做错事，却要承担结果。以前父母也有过矛盾，但一直以来家庭关系还算平顺，一家三口也能互相支持。这回，她预感到家庭要分崩离析了。

父亲的预谋还是得逞了。

早在徐书晴读大学期间，她和母亲就意外得知了父亲想通过代孕获得一个孩子的计划。当时，徐书晴母亲从丈夫的聊天记录里发现了蛛丝马迹，他似乎在给一个准备怀孕的女人送营养品。但是，因为身体的原因，那一次代孕没有成功。

瞒着妻子在外找“代孕”的事情被发现后，徐书晴的父亲写过保证书，保证绝不再犯，否则就主动退出婚姻，净身出户，财产都归妻女。

然而，承诺和利益绑不住求子心切的中年男人。

母亲说，这一次的事情暴露后，父亲声称，是因为上次交的代孕费没办法退，他又跑去尝试了一遍，这回顺利诞下了一个儿子。

徐书晴父亲的作为并非孤例。

2024年，在河南电视台揭露代孕黑产的系列报道中，就出现了两例中年男人瞒着妻子和其他家人，通过代孕生子的案例。

30岁的高女士向媒体举报了自己的父亲瞒着家里代孕生子。根据高女士的说法，二胎政策放开时，她的父亲就特别想要一个儿子，当时母亲已经40多岁。2023年7月，父亲通过一家代孕机构“定制”了一个儿子。胎儿5个月大时，高女士父亲私自拿走妻子的身份证，给新生儿办了准生证。计生办审查时发现孩子母亲年龄大得异常，便上门调查，高女士和母亲这才得知了情况。

高女士提供给记者的代孕协议和聊天记录显示，她的父亲选择了一个24岁的女性提供卵子，花费4万元，代孕母亲则是一位35岁的女性，此前生育过两个孩子。代孕的整体费用是55万元，随着胎儿生长的月份分期支付。

网络图 | 节目组披露的代孕协议

53岁的湖南人郭女士直到孩子出生才发现丈夫的欺瞒。2022年9月的一天，她下班回家发现屋内有一个陌生女人抱着个婴儿，陌生女人自称是保姆，还说孩子是郭女士的宝宝。翻看孩子的疫苗本，她发现“母亲”一栏写的是自己的名字。她和丈夫有一个29岁的女儿，丈夫因为女儿不愿意结婚生子，起了再生一个孩子的念头。她向记者转述，丈夫曾训斥女儿说“你搞得我外公也当不了，养你有什么用”“无后就等于不孝”。她还看到丈夫和代孕机构的聊天记录，丈夫对这次代孕的女婴非常满意，希望下次再订制一个男孩。

徐书晴一直知道，想要一个儿子，是父亲的执念。

2013年11月，国家开始实行“单独二孩”政策，到2015年，全面放开了二孩政策。那年徐书晴读高二，在她生活的县城身边不少亲戚开始规划起生二胎。徐书晴的父母已近中年，也开始计划再要一个孩子，那时母亲曾跟她说，想再生一个和她一样好的女儿，徐书晴却能察觉到，父亲非常希望要儿子。

徐书晴高二那年，母亲成功怀孕。

父亲去找朋友算命。在那过后，徐书晴听到父亲在家生气地大吵。算命的说，这个孩子有60%的概率是女孩，就算是男孩，也“可能是个混世魔王”。得知这样的结果，徐书晴的父亲提出，让妻子去把孩子打掉。他发泄着自己的情绪，对妻子的态度从愤怒开始，逐渐转化为冷淡，和妻子冷战。

那段时间，徐书晴发现母亲情绪波动很大。她本就是高龄产妇，没多久，母亲肚中的胎儿就在产检中被发现心跳停止，最后母亲只能做流产手术，送走了这个早早夭折的胎儿。

自那件事之后，徐书晴对父亲彻底失望了。她难以原谅父亲对母亲的伤害，也不相信父母的亲密关系在这之后还能维持。母亲选择与父亲继续生活下去，考虑到年龄，两人不再试图备孕。

徐书晴现在想来，父亲对儿子的渴望一直没有停止。正因当年父亲的行径，在得知父亲代孕产子时，她没有很震惊，只觉得这符合父亲一直以来的行事风格。

父亲第一次代孕败露后，徐书晴的母亲从他的手机里发现了帮他张罗代孕的“嫌疑人”。那个人是县里一家按摩店的老板。这个男人和妻子在徐书晴生活的街区开店多年，小时候她摔伤过，父亲带她去那里按摩。当年母亲怀二胎时，那个为父亲算命的人也正是这个按摩店老板。

父亲和按摩店老板交好，经常一起打牌。

第一次代孕，按摩店老板把自己的乡下亲戚介绍给徐书晴父亲当“孕母”。第二次代孕，徐书晴的母亲听说，按摩店的老板派自己的妻子去照顾孕母的月子。

母亲觉得丈夫交友不慎，被恶劣的人影响。徐书晴却觉得，一个成年人结交什么样的朋友，完全是自己的选择，罪责无法推给别人。

2001年，原卫生部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明文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20多年来，代孕的黑产却在悄然发展。

2024年，河南电视台的记者暗访多家代孕机构，发现这些提供代孕的机构大多名号为妇科门诊、私人医院，也有的将自己包装成文化传媒公司。一位机构负责人称，公司每年能完成160到180个代孕订单。他把这个行业称为“蓝海”，宣称每年生意都在扩大。

代孕机构会在线上线下以招聘精英、招募志愿者的标题遮遮掩掩地招聘提供卵子的女性和代孕母亲。这些女性会被安置在条件简陋的家庭旅馆，等待客户挑选。《南风窗》的记者曾暗访一家代孕机构，机构的负责人称，卵子的价格取决于卵子的主人，想要卵子的主人相貌、身材出众且学历高，需要花10万到30万元。如果客户需要提供卵子的女性是“985院校”毕业生，机构也可以帮忙找到。

为了规避法律风险，代孕机构会打通医院环节，令代孕产妇以客户的信息住院。孩子出生后，自然就落在客户名下。甚至有公立医院贩卖出生证明。2023年11月，襄阳健桥医院被举报贩卖医学出生证明，6名犯罪嫌疑人被逮捕。

宽纵的环境

2022年7月底，徐书晴回了苏北老家。父母已经分居，她回来帮母亲起草离婚协议书。父亲因此回了趟家。在家中，徐书晴和母亲大声指责父亲的过错，而那个中年男人几乎全程保持沉默，最终被母女俩赶出家门。

而后在这个家中又爆发了几次争吵，徐书晴的爷爷和奶奶代替她的父亲和她们母女俩争论。他们为自己的儿子辩白。

奶奶还向徐书晴强调：她的儿子这辈子唯一的愿望就是“生儿子”，她不想让自己的儿子抑郁而终。徐书晴顿感荒谬。

母亲告诉徐书晴，起初，徐书晴的爷爷、奶奶帮着她的爸爸一同隐瞒消息。或许是因为此前“再代孕就净身出户”的承诺，徐书晴的父亲代孕得子后，对妻子隐瞒消息，把孩子养在了自己父母家。老两口站在徐书晴父亲一边，对此事秘而不宣。直到有一天，徐书晴的婶婶去家中做客，看到老两口在照顾一个襁褓中的婴儿，问得孩子的来历后，回身告诉了徐书晴的母亲，这才让母女二人了解真相。

生子，从来不仅是这对中年夫妻之间的矛盾。

徐书晴和爷爷奶奶争执时，老人们总是情绪激动地强调：因为没有儿子，徐书晴的父亲在亲戚朋友间都抬不起头。

在徐书晴观察中，父亲的宗族观念很重。他在短视频上关注了自己姓氏宗族的“总会”账号。代孕产子后，他和徐书晴争吵时还说，自己需要一个儿子将来为自己上坟。据他自己说，尤其在听说女儿提及不愿生子后，他更对传宗接代感到绝望。

网络图 | 短视频中宗族聚会的画面‍

在顽固想要生子的父亲背后，支撑他的，是一套坚不可摧的父权思维。

父亲瞒着母女俩找代孕的事情败露后，徐书晴和母亲曾复盘过父亲过往几年的轨迹。她们发现，父亲迫切想要二胎的那几年，工作地变动到老家附近的乡镇。在徐书晴的理解中，乡镇因为家庭需要男性劳动力，重男轻女的氛围往往更重。父亲在工作上会经常和乡镇企业打交道，这些企业主大概也都会倾向于让儿子继承家里的厂子。

徐书晴猜，大概在耳濡目染中，父亲生儿子的愿望愈发迫切。

徐书晴一家生活在苏北县城，这里沿袭着一些山东的民间文化。少年时期她身处其中浑然不觉，到外地上大学后通过与其他外省同学交流，她才感觉到自己的家乡似乎格外注重宗族与传统：拜年时要给长辈磕头，饭局上尤其注重座次和敬酒的礼节。她在读大三、大四将要面临就业抉择时，常有家乡的亲朋劝她考公务员。前不久，她舅舅还给她发消息说，她和同为独生女的表妹是家族兴旺的代表，时刻不能忘了自己的信仰。

奶奶告诉徐书晴，父亲因为没有儿子而在家乡抬不起头，徐书晴倒从没有感觉到过旁人对他们家有直白的歧视。小的时候，确实时常有亲人逗她说，要不要爸爸妈妈再生个弟弟妹妹。现在想来，她觉得大人都默认指的是再生一个“弟弟”。

徐书晴上中学时，班上的女生朋友大多都有个小弟弟。当时她心里有些优越感，觉得重男轻女的氛围没有侵入自己的家庭。如今面对父亲代孕生子的事实，她多少觉得讽刺。

男人，女人

父亲不想离婚，但当徐书晴和母亲提出要将父亲的行为捅到单位后，他同意了签署离婚协议。一个月冷静期后，徐书晴的父母在2022年8月底正式离婚。徐书晴后来知道，母亲在那段时间经常独自在房间里哭。

徐书晴见过父亲的孩子一面。2023年春节大年初一，和母亲商议后，徐书晴还是决定去爷爷奶奶家拜年。父亲和他的孩子也在那里。进门后，徐书晴向长辈拜年、收下红包。奶奶从房间里抱出来婴儿，叫徐书晴和“弟弟”玩。

见到那个孩子，她心里升腾起一股恨意，一个想法止不住冒了出来：是这个孩子毁了我的生活。

不过，徐书晴很快冷静下来，她能想明白，错在大人。耳畔，奶奶重复的“弟弟”两个字激起她更大的反感，她拒绝和孩子接触。或许是嫌她的语气生硬，长辈把孩子放回房间，和徐书晴在另一间屋里吵起架来，说她“不敬祖宗”“六亲不认”。

县城的自建房不那么隔音。徐书晴和爷爷奶奶在一间屋里大声吵架，父亲则一直在另一间房里和他的儿子在一起。父亲一定能听清他们吵架的内容，却一直没有出面。

回溯过去，徐书晴觉察到，其实自童年期她就对父亲失望了。父亲时常缺位，她也不期待父亲陪伴她，因为他过分暴躁，父女独处时，徐书晴总是不开心。

幼年时的好朋友的父亲会带着女儿和她的同学一起出去玩，而自己的父亲则一直应酬很多，时常在深夜喝得醉醺醺地回家。记不清是上小学还是幼儿园时，有一次，父亲带她去喝喜酒，她打翻了一个纸杯，父亲突然站起来对她发脾气，当着所有陌生大人的面。那一天，徐书晴哭着独自跑回了家。

高中时，徐书晴发现父亲有意“回归家庭”。那段时间，父亲给她做早饭、接送她上下学。母亲接送她时会关心她的校园生活，她也会与母亲聊天，而坐在父亲的车里，父女俩很少交谈，她经常听到父亲责骂违反交通规则的人，这只让她觉得烦躁。在徐书晴心里，父亲始终没有达到一个“好爸爸”的标准，她没那么喜欢和父亲相处。

得知父亲代孕生子后，徐书晴回顾和父亲的关系，她猜，或许是当年那段回归家庭的日子，让父亲意识到：只有她这么一个女儿是不够的。

母亲曾和徐书晴袒露过自己对于丈夫去代孕产子的态度。

她说，其实第一次发现丈夫代孕失败后，她曾提出，既然丈夫真的非常想要孩子，她愿意陪丈夫去相关机构办理手续，希望自己能够全程知情。她愿意在十个月里假装怀孕不出门，直到孩子出生，让这个孩子的身份在外人眼中名正言顺。

母亲向徐书晴表露委屈：没想到自己明明都愿意配合、牺牲到这个程度，丈夫仍选择欺瞒她把孩子生下来。

她进而吐露出心底更深的怀疑：也许丈夫没有去代孕，而是和一个情人生下了孩子。她可以原谅丈夫隐瞒代孕，但绝不能原谅出轨。

惊讶之余，徐书晴难以理解，为什么母亲身为女性，可以接受“代孕”。第一次得知父亲试图代孕生子时，徐书晴为父亲感到羞耻。她跟朋友说过：想不到自己作为坚定的女权主义者，家里竟然出了这样的事。

大学期间，徐书晴学习女性主义知识时重新认识了“代孕”这项技术背后的社会意义，意识到这是对女性的剥削。她跟母亲解释：一旦代孕合法，就会有许多女性卷入其中，主动或被动地以严重伤害身体的方式，供养家庭。母亲明白了徐书晴的意思，但说自己达不到女儿的思想境界。

离婚手续办完一年多，徐书晴的父亲和母亲一直在复婚上拉扯。

父亲希望复婚，母亲则执着于看到代孕手续单，以确认前夫当年是真的代孕而不是出轨，之后才考虑原谅。徐书晴的父亲对此一直沉默，至今没给前妻看过相关协议和文件。2023年4月，母亲介绍徐书晴的一个姐姐和姐夫去找父亲咨询代孕。徐书晴猜测，母亲这样做一部分也是想验证父亲是否真的有代孕的门路。最后，这件事也不了了之。

拉扯一直持续到2024年。母亲跟徐书晴说过，直到现在，她一看到徐书晴父亲还是会觉得很恶心。

离婚后，徐书晴的父母一直在外人面前维持着表面的和谐，隐瞒了矛盾和离婚的事。父亲依然时不时会去外公外婆家送些食物、点心。不过他总是匆匆把东西搁下就走，因此被外公看出了端倪。母亲原本不想让徐书晴的外公外婆担心，在询问下还是说出了真相。老人心疼女儿，支持她离婚。

在娘家的聚会上，亲戚们会安抚母亲，但几个表舅也会表示自己能够理解徐书晴父亲的做法。有表舅劝徐书晴原谅父亲，说自己觉得父亲人不坏，做的事情也没有那么过分。还有表舅为母亲分析，以母亲的年龄，再去相亲结婚，恐怕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

聚会散后，徐书晴赶忙和母亲说，千万别信那些话。她和母亲说，生活里也不一定要有个男人，想鼓励母亲走出这个让她痛苦的县城，到更大的城市过新的生活。但母亲向她表露了自己对孤独的深深恐惧。

徐书晴猜，出于对父亲的厌恶，母亲短期内应该不会轻易复婚。但又觉得说不准，或许母亲最终难以抵抗孤独，还是会原谅父亲。归根结底，徐书晴是隔岸观火的人，没有办法替母亲做决定。

她有自己需要面对的难题。她在接受曾经完整和谐的小家变得裂痕斑驳。父母以前是托举她的后盾，如今，她意识到自己可能没有“回家”这条退路了，需要更多地依靠自己。

未来，麻烦事还有很多，比如日渐长大的父亲的孩子，不知道是否会和她母亲还有她产生联系。但她此刻不想思考这些事，不想预支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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