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发现，学神学渣，主要看爹

教育社会学家姜以琳时常与失望为伍。

她发现，人们对教育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期待。在广泛的社会共识中，教育是改变命运的枢纽，是向上流动的阶梯，它是人类创造的、让这个世界更公平向善的伟大系统。

从前的姜以琳也这么想，所以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她怀着美好的愿望走进教育社会学的田野，却逐渐在这片灿烂田野中察觉它更为冷峻与残忍的底色。

2012年，为了弄清楚东亚教育中精英学生的培养机制，姜以琳在北京两所顶尖高中展开了她的田野调查。

她追踪28名来自富裕阶层的北京高中生，与他们一起上课、同吃同住。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Study Gods: How the New Chinese Elite Prepare for Global Competition （《学神》）中，姜以琳细致描述了优渥的家境如何给予这些精英学生以丰沛的资源和极高的配得感，如何使他们在教育竞争和未来的职场竞争中获得成功。

姜以琳很快便在研究中发现，教育的功用似乎与人们盼望的恰恰相反：它无法促进阶层流动，却会促进阶层的自我复制。

这个过程中，姜以琳常常对现实感到失望，但她依然会觉得自己在做一件重要的事。

无论世界上哪个国家，教育社会学家们都观察到一致的发展趋势：精英学生大都来自精英家庭，普通工薪家庭和贫困家庭的学生则愈发难以通过学习向上流动。

“尽管教育并不公平，它还是会一种‘公平’的面貌去合理化最终结果。教育让人们觉得自己理所当然位于现有的阶层之中。”姜以琳对南风窗说。

一个社会的教育制度、医药改革方案、社会福利政策甚至是媒体环境，“无一不是各行各业的精英群体在进行决策”。她对精英展开研究，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勾勒政策的决策过程、社会的运作机制。姜以琳说，这便是社会学学者们的职责所在。

某个明媚的清晨，升旗仪式。校领导邀请学生会成员上台，向全校师生表扬他们在过去这个学年所从事工作。

成员们走上讲台，依次站成一行。校领导每念到一个名字，对应的学生就会向前一步，对台下鞠躬，聆听礼貌的掌声。这个近乎机械化的流程很快被扰乱了，当一名男孩被喊到名字、向台下鞠躬时，掌声并没有如期响起。

姜以琳与学生们一起站在台下，目睹了人群中发生的怪异一幕。她听见周围传来咯咯的嗤笑和语气轻蔑的议论：“他是学生会的？”骚动甚至掩盖了稀稀落落的掌声，成为男孩得到的唯一反馈。

同学们之所以表现得如此轻蔑，只是因为在这所顶尖高中，男孩是一名成绩不佳的学生。

十年过去，姜以琳依然对这个掌声寥寥的瞬间记忆犹新。“同学给彼此一些掌声，又有什么关系？拍两下手而已。”姜以琳有些难过，“只是因为学习状况比较差，大家就不再认可他其他的努力与才华。”

与之类似的、令人揪心的小小瞬间，姜以琳在这所高中还目睹过无数个。她从中发现，学生之间存在一种地位竞争关系，依据学习成绩与“松弛感”，分成“学神——学霸——学渣——学弱”，从上至下，构成这所高中的地位结构。

处于结构上层的学生可以得到同伴坚定不移的关注与信赖，而处于下层的学生，即使是取得了成就仍然会被同伴取笑，极端情况下，姜以琳甚至见过个别“学弱”被同学刻意排挤和忽略。

几乎所有学生都无意识地遵从这套地位结构，就像财富定义着一个人在社会上的成就，成绩决定了一名学生在学校中的价值。

 “高中是中国精英学生未来地位竞争的训练场。”姜以琳后来写道。

“学神”是这场地位竞争中站在金字塔尖上的一群人。莫大的学业压力之下，他们表现得异常从容，无需十分刻苦就能取得优异的成绩。这份“松弛感”，是他们凌驾于成绩相仿的“学霸”之上的依据。

“松弛感”也是区分“学渣”与“学弱”的标准。同样是成绩不佳，倘若一名学生表现得异常刻苦却始终无法取得成绩上的进步，他们就会被定义成“学弱”，落入鄙视链的最底端。

一名“学渣”向姜以琳坚称，他宁愿自己只是懒散、不用功，也不愿努力学习却依然成绩欠佳。“这会说明这个人大脑有问题”，他说。

“弱智”“愚蠢”“没希望了”，是成绩在平均线以上的学生们对“学弱”群体的常见评价。

一名“学霸”甚至在谈起“学弱”为什么是“学弱”时，脱口而出：“这是基因决定的”。

精英学生看重所谓的天生能力，低估甚至拒绝接受后天努力具有的潜在意义。在这套价值观的操纵之下，他们对自己的成绩和在学校中所处的地位层级持有一种宿命论的看法——“成绩好坏本质上是智商差距，无能为力去改变什么”。

姜以琳对此有些担忧。“天赋能力说”在校园中如此流行，以至于让精英学生们忽视了造成彼此成绩差异的后天因素，譬如学习习惯、家庭经济水平、父母的教育水平和教育理念、在校园以外可以接触的教育资源等等。

这种“天赋说”，合理化了他们从家庭传承来的优势、抹平了人与人之间的资源差异，让一切分化看起来合情合理。

从高中起便根植下来的地位观念，或许会在他们往后的人生中发挥潜移默化的影响。姜以琳怀着担忧，在书中写道：“如果本研究中的精英学生有相当高的机会成为未来的精英，他们对地位竞争和社会层级的看法或许会影响中国社会和国际社会。”

“如果未来的社会经济精英认为穷人或教育程度较低的大众是由于先天能力的缺乏而处于糟糕的生存处境，他们就不太可能对世界各地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提出异议。”

教育社会学家不相信天赋能力说。

教育社会学认为，家境是决定一名学生学业表现的最重要的因素。学者们通过大量的统计数据发现，无论世界上哪个国家，无论教育筛选以怎样的形式进行，最终“都是在筛选学生的家庭背景”。

据姜以琳个人观察，北京顶尖高中的精英学生中，来自工薪阶层家庭的寥寥无几。

家境首先会决定一名学生的户口所在地。过去十年，北大清华两所顶尖院校会在北京市录取排名前1%的学生，相比之下，山东学生被录取则需要进入全省前0.1%，广东学生需要进入全省前0.03%。为了在未来的教育竞争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一份北京户口是精英家庭在孩子出生前就准备好的大礼。

其次是学校。尽管都在北京，学校与学校之间的资源差距依然像一道越不过去的天堑。

据北京教育考试院2019年的统计数据，海淀区向清华北大输送了全北京50%以上的生源，而海淀区最顶尖的六所公立高中，承包了海淀区90%以上的清北录取名额。

而一所顶尖高中就读资格，往往意味着一套价值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学区房，和难以计数的课外辅导开销。

当然，物质条件还只是最基础的。精英家庭给予孩子最大的厚礼，是一份更罕有的“文化资本”。

“比如父母对升学体系的了解。大概率他们自己也经历过，而且还胜出了、是赢家，完全知道该怎么玩这个游戏。”姜以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

她曾访谈过一名女孩，名字叫克莱尔，后来取得了耶鲁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的妈妈是一位博士学位拥有者，且所有家庭成员都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

克莱尔妈妈坚称，女儿申请美国大学的过程中，自己“没有做任何事”，对此她向姜以琳表达了深深的自责。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女儿准备SAT考试，她请来了家教；女儿写申请信和论文，她给予了修改建议；一旦女儿感到紧张、焦虑，她会和女儿坐在一起、与她促膝长谈。

“其实帮助可大了。”姜以琳评价。一名博士母亲给予的指导，多少中国孩子有机会享有呢？

就在姜以琳的访谈途中，克莱尔妈妈突然接到女儿的电话，请她帮忙做个海报。她赶紧交代博士生们来帮忙，很快便印出来一张人形大小的海报。“但我之后再问他们，没有任何人记得这个细节。他们不觉得这算是什么值得说的事情。”姜以琳说。这位高知母亲看来“不值一提”的对女儿的帮助，却并非普通家庭触手可及的资源。

令姜以琳印象深刻的访谈对象，还有一名姓郭的父亲。他是个性格温和、轻言细语的中年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在一个人口稠密的高考大省中取得前五十名的成绩，因此来到北京。他承认儿子罗伯特大概率无法在高考中取得和他一样的成绩，于是早早便计划将他送往美国读书。

郭先生以一种隐秘而委婉的方法指导了罗伯特的升学路径。罗伯特初二的暑假，郭先生给罗伯特报名了一次研学旅行，去探访美国东海岸和西海岸的各所顶尖大学。

“他对美国的印象很好，因此萌生了去美国读书的念头。”郭先生自豪地总结，“尽管表面上看是他自己作出的选择，但这也正是我希望的。”

据姜以琳观察，直到高考结束后，罗伯特依然不曾发现自己的选择其实来自父亲的指引。

某种意义上，罗伯特的例子也很好地说明了，精英学生们为什么会被“天赋能力说”遮蔽，而忽略家境给予的助益。

教育筛选最终会把家境相似的学生归拢在一起，到了这所顶尖高中以后，精英学生很难再有机会与社会经济背景截然不同的同龄人交往互动。这种过于同质化的学习生活环境中，精英学生们便很难再察觉，围绕在自己身边丰富的教育资源，一双受过高等教育、知识渊博的父母，一个家庭看似无穷无尽的对他个人未来的投资意愿，实则都是一种罕见的阶层优势，一种被他们自认为理所当然的特权。

与精英学生们相处久了，姜以琳发现，他们具有某种较为一致的心态。

英文可以概括总结为“entitlement”，大部分时候中文使用者把它翻译成“优越感”，但姜以琳认为，更准确的译法应该是“配得感”，一种“我值得、我本来就应该被好好对待”的心态。

姜以琳记得一次学校午间休息，她和两名学生去吃午饭。她拿着学校发放的微薄薪水，学生们则拿着父母的零花钱，三人手头都不算十分宽裕。这时候其中一名女孩忽然提议，去学校附近的一家高档烤鸭店。“中午休息一个小时，她决定去吃顿大餐。”姜以琳回忆起来，语气中充斥着惊奇，“那儿简直是一家五星级饭店，我绝对不会主动想要去，但她们就会认为自己应该享用这顿大餐。”

另外一个令她印象深刻的例子，发生在深夜，将近凌晨。一名学生需要修改作文，她便拿起手机，径直拨打了公立学校英语老师的电话，要求老师赶快修改自己的作文。

“重点是，她电话打过去以后，没有任何的不好意思，没有说老师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你，而是非常直接地提出了诉求。”

姜以琳自诩是个普通家境的普通小孩，精英学生的“高配得感”常常给她带来冲击。毫无心理负担地走进一家高档餐厅、半夜打电话要求老师为自己服务，姜以琳自己从未想过可以这么做，也不敢这么做：“对比之下，就会显得普通家庭小孩的心态更保守、谨慎。”

高配得感一方面来自父母的言传身教。如果学生从小就看着父母直接给老师打电话提要求，他就会觉得自己也可以这么做。

另外一方面，姜以琳认为，在精英学生从小的成长历程中，“很少有人和他说过不可以”。

“如果他们想学钢琴，爸妈就会去买一台钢琴，很少有人拒绝小孩学习音乐。他们想买几本书，或者礼拜天下午去和朋友打球，这都不是什么会被拒绝的要求。除非家里没有闲钱，爸妈负担不了几万块钱的课时费，或者爸妈需要你礼拜天下午来帮忙摆摊收摊。对于这些富裕家庭的小孩来说，只要你喜欢就可以去，没什么不可以。”

这些精英学生眼中，世界是个可以自由探索的、对人友善的后花园，世界总是可以回应他们绝大部分的诉求。

当他们走上工作岗位以后，这种高配得感使得他们很少去预设前方存在怎样的困难，往往会先展开行动，碰到困难后再想办法解决。

积极的工作心态让他们更容易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如他们父母期望的那样成为第二代精英，完成阶层的复制。

姜以琳说，教育社会学家们悲观地判断，在一个平稳发展的社会中，如果没有政策的干预，没有战争和饥荒带来的动荡，精英阶层的自我复制会持续加剧。一旦经济危机发生，贫富分化加剧，精英阶层实现自我复制的机会反而会随着整体经济发展状况的下滑愈来愈大。

放眼全球，这种趋势是难以扭转的。

谈到这儿，姜以琳似乎变得更失落了一些。

话锋一转，她继续说：“但我们社会学家们是一群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工作职责是去发现社会中存在的症结，并天真地坚信着，一定会有方法解决。

近些年来，中文媒体上经常渲染一些超级精英的成功故事，比如谷爱凌，比如“天才少女”郭文景。媒体反复叙述她们的“勤奋”与“天资”，让人们从中获得激励与幻觉，仿佛精英之所以成为精英，好像真的只是因为她生来本该如此。

但如果真的仔细翻看她们的履历，看见她们在教育中享有的资源、获得的特权，“这种成功对大众来说并没有什么借鉴意义”。

姜以琳希望借《学神》这本书，把东亚教育中精英学生的培养方法描述清楚，让更多人看见精英复制的机制与方法，从而摒弃对天赋能力的迷恋。

这便是社会学研究的意义，她相信，如此我们的社会才有机会，向平等更进一步。

编辑 | 吴擎

排版 | 风间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