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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杭州成为年轻人们在北上广之外的“最优解”。这里有以阿里为代表的互联网大厂们,意味着财富的积累和个人价值的实现;这里有西湖,有灵隐寺,植物茂密,气候湿润,代表着更闲适和惬意的生活。
但如今,时代的红利不再,互联网的热浪退潮,所有人不得不重新审视工作和生活的意义。一些年轻人开始收拾行囊,踏上了离开的旅程。
文 | 谢紫怡
编辑 | Yang
运营 | 虎鲸
杭漂,漂不动了
彻底离开之前,她想和老同事们最后再聚一聚,但总有人要加班,聚会的时间,5个人改了3次。结果,当黎林桦到达约好的KTV,迎接她的是一个空无一人的包厢。
她一个人唱了一个多小时的歌,直到晚上9点多,所有人才到齐,有人只唱了两首歌,就又回去工作了。最后一首歌,黎林桦选择了《当》,“喊出来后,心胸畅怀”,有一种要奔向人生繁华的感觉。她也终于要说告别了。
广东人黎林桦,24岁,在香港念完了新闻学硕士。去年3月,她来到杭州,入职了一家互联网公司,“是我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
在内容运营岗位,黎林桦经历着频繁的人事变动、连续的熬夜加班,以及几乎看不到成果的工作,这些都一次次使她感到挫败。
“已经到了中国最好的公司之一,但是我接触到的,好像一座摇摇欲坠的大厦。”工作仅半年,印象中大厂的光环彻底褪去,黎林桦的离开更像是一场逃离。
同样地,2021年,向净海入职了杭州的一家公司。她戏称,那是“互联网校招的最后一届曙光”。去年9月,她选择了离开,去到上海,没有带走一件家具。
因为一份工作,来到杭州,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选择。这里有以阿里为代表的互联网大厂们,意味着财富的积累和个人价值的实现;这里有西湖,有灵隐寺,植物茂密,气候湿润,代表着更闲适和惬意的生活。
▲ 杭州西湖苏堤春晓。图 / 视觉中国
大概六七年前,在互联网浪潮最汹涌的时代,杭州用真金白银的政策补贴,成为“人才争夺战”中的大赢家。一则2018年发布的调研报告中提到,在2017年一季度到2018年二季度之间,杭州互联网工程师人才的净流入率为12.46%,位居全国第一。其中,来自上海的最多,然后是北京。当时,有一种说法是,这批在杭州工作、北上生活的互联网人才们,正在把北京和上海变成杭州的“后花园”。
“杭漂”一词也是在那时开始流行起来。杭州一度成为,年轻人们在北上广之外的“最优解”,所有人都试图在这里找到,工作和生活之间,最微妙的平衡点。
但如今,这个情况正在悄悄发生改变。据官方数据,2023年,杭州全年新引进35周岁以下大学生39.7万人,位于全国前列。但是,同年度杭州常住人口增加只有14.6万人。
杭州的互联网大厂们正在经历收缩。已经在杭州工作15年的丁小乐,在今年年初,收到了被优化的通知。
各种“降本增效”下,传统的大厂们开始难以承载员工们的薪资预期和职业发展需要。30岁出头的颜楠,刚刚从杭州离职,去到了上海的一家互联网公司。
当初,颜楠是从北京跳槽到杭州的,很多一起离开北京的朋友,都自称为“脱北者”。但最近,她发现从杭州去上海发展,又成了这群朋友们的新路径。
2023年,成立不到10年的拼多多,美股市值第一次超过了“大前辈”阿里巴巴。这似乎是一种信号,随着拼多多、小红书等新兴互联网企业崛起,上海更加多元的就业环境,成为原先一批杭漂的向往之地。
三十多岁的浙江人Amy,一毕业就回了杭州,在物流行业打拼了十多年。疫情期间,因为经营不善,他们两千多人的跨境电商公司倒闭了。和身边很多人一样,她选择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上海工作,周末再返回杭州。
对Amy来说,一个更加现实的考量是:在35至45岁这样的年龄阶段,想在杭州找到匹配度高的工作,并算不友好。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杭州常住人口的平均年龄约38.77岁。互联网公司喜欢招年轻人的风气,已经影响到很多本地的其它企业,针对30岁以上女性的门槛并不少见。
大厂之外,想要获得一份“不太卷”的工作,也并不容易。在一家头部MCN公司做商务的丽娜说,他们经常要接待奢侈品集团的客户和各种网红,看起来,这是一份光鲜亮丽的工作。但事实上,杭州遍地都是MCN公司,在业务接近饱和的情况下,“相当于就是24小时待命,随地大小班”。杭漂两年,从甲状腺结节到肺结节、乳腺结节,她“身上能长结节的地方全部都长了”,最后她实在扛不住,回了老家县城。
从杭州离开,黎林桦的下一站是深圳的一家媒体公司。她说,之前因为工作,包括同事、室友、生活环境,一切都是大厂味儿的。直到去到新的地方,她才有一种来到真实社会的感觉。
▲ 图 / 视觉中国
人人都有“杭州梦”
提到杭州,阿里总是绕不开的话题。无数人因为阿里来到杭州,又因为阿里离开。“互联网之城”“数字之城”“电商之都”——杭州拥有的这些名号,与阿里的崛起密不可分。
每个人都可以回忆一段充满野心与丰厚回报的历史。四十多岁的丁小乐便是其中一员。2008年,他通过猎头推荐,从北京的百度去了杭州。在接下来的5年里,一路从P6升到P8。
那时,百度还是BAT阵列中的“老大”,但已经有同行向他推荐,“只有到了杭州才能体会什么是生活”。不过,更重要的是,阿里给出了比百度更丰厚的薪资。
丁小乐就这样来到了杭州,见证了阿里从创业大厦到滨江总部,随后又搬去了西溪园区。还有,那些属于普通人的财富神话。
▲ 丁小乐拍摄的阿里巴巴园区。图 / 受访者提供
2014年,阿里上市。普通员工的薪资开始翻番,好的绩效加上股票奖励和年终奖,与之前相比,可以拉开数十万的差距。年薪百万成了每个人伸手就能够到的梦。
物流行业的Amy说,她工作涉及的零售这一块,基本上都处在阿里的辐射范围内:不仅有淘宝、天猫,还有被阿里收购的网易考拉、银泰百货。就像一个大型的国企,阿里的影响扩展到在杭州非常多的行业,很多创业公司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种产业辐射效应,也拉高了整个城市的房价、地价。最典型的莫过于余杭区的未来科技城,2013年,阿里的西溪园区落成,约1.2万名员工搬迁至此。不到10年时间,这块近郊土地成了杭州最热门的楼市板块。2016年,当时的房子均价还在每平方米1万元,到2020年的高峰时期,部分核心区域的房价甚至达到了每平方米5万。而当年,杭州商品房的平均房价为2.7万元左右。
依托阿里,在杭州,一个庞大的数字经济生态圈在慢慢形成。其中,续写财富神话的行业是——直播带货。8大顶流MCN中,有6家都在杭州布局,其中包括薇娅背后的谦寻、辛巴的辛选、小杨哥的三只羊网络……近5万名主播,夜以继日地在镜头前,展示商品,或者展示自己。以2021年杭州常住人口1220万来计算,每224人中,就有一个人是主播。每一个人,都想过自己是下一个薇娅、或者李佳琦。
在属于杭州的梦里,除了财富,更容易让人沉溺的是看起来闲散的生活状态。
丁小乐渐渐习惯了杭州。期间,他去过几次北京,还会明显觉得北京“太干了”。那几年,杭州的城市快速发展,“感觉美景与城市人文融为一体,城市的整体素质本身也很高”。
尽管只经历过两季,黎林桦对杭州的“绿色”印象深刻,“3月,树木还没有完全抽芽,只露出一抹淡淡的、夹杂着黄白色调的嫩绿。到了夏天,植被变得很茂密,都是一些很大很老的树”。她从黄龙洞步行去法喜寺,马路旁边两侧都是森林的感觉。还有每次去西湖,尽管游客很多,只要望见远方的树和水,就给人一种扩展开的感觉,“可以疯狂吸氧”。
▲ 黎林桦在西湖散步。图 / 受访者提供
在杭州一家科技媒体工作时,许子欣住在一片老城区。她的家附近有非常接地气的露天菜市场,一出去,就看到爷爷奶奶摆出来非常新鲜的菜。
颜楠,一个在北京时不怎么运动的人,来杭州两年后变得特别喜欢户外活动。
来自北上广或者更小城市的杭漂们,对杭州寄托了关于奋斗和逸乐的双重想象。2019年,杭州的常住人口第一次破千万,成为全国第10个超大城市。
但在数字经济的狂欢下,杭州的制造业比重也在逐年降低。2010-2020的十年间,杭州的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已从47.8%一路下降至29.9%。一位经济研究专家说,如果把杭州的经济比作一栋房子,制造业是框架,数字经济是装修。只有框架牢靠,装修漂亮,整栋房子里才能住得安心、住得舒服。
红利不再
所有人没想到的是,互联网公司的转折,来的如此之快。
丁小乐在收到优化通知后,拿着一笔不错的赔偿金,进入了半退休的生活。顺周期的年代里,他在头部互联网企业的上升过程中,凭借努力一路晋升。随着收入的改善,他买了房,结婚生子,成了新杭州人。
从一个在县城街头游荡的男孩,成为互联网大厂的高级专家,丁小乐觉得,自己这一路走来,除了个人的奋斗,还赶上了时代发展的红利。
他是在2000年前后来杭州的,那时他从湖北的一所大专毕业,经历了7年北漂。那时的北京,房租200元,工资2000元起步,总能找到新的工作机会。他一路在小公司学做网页、代码,最终进入了搜狐、网易、百度这样的大厂。“第一次有了社保,享受到了大厂福利。”他相信个人努力的力量,也感叹自己的踩准风口的幸运。后来,在他带领的团队中也不乏清华、北大甚至海外名校毕业的高材生。
若干年后的今天,互联网的暴富神话消失了。想要在杭州,仅靠个人经验与气力,踏出一条属于自己路,变得更难了。
职场气候发生了变化。对于很多人说,即使取得了高学历,找到合适的工作也并不容易。
硕士毕业后,黎林桦意识到,求职市场甚至还不如她本科毕业时的那一年。投简历的那几天,她和朋友做了一份飞书表格,统计的三十多家单位,一半的没有回应,还有一半走到笔试、面试,后面也没有回音了。
接到后来这家大厂伸来的橄榄枝,她才发现,公司内的氛围和她一样焦虑。黎林桦每天听说的都是,“日活比不上抖音”“要借鉴小红书”。她感觉,领导们就像慌了阵脚,为了抓住客流量,推出的每一个策划或者活动,似乎都想参照其它互联网大厂的做法。
面试黎林桦的mentor,在两个月后,因为升职失败,跳槽去了另一家公司。8个人的小团队,后面陆续又走了两人。
向净海也感受到部门业务下行的趋势。“我们的用户交易量,至少少了百分之十几。”还有人称,她在的地方已经成了养老部门。
同一家公司的张超越发现,当业务不再像以前那样高速发展,大家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开始每个月办技术分享会。后来,他们转而研究起AI大模型,那些技术会就再也没开过了。
工作三年,他已经算部门的“老”的员工了,但目前为止,整个部门在最近四年里只有一个新人晋升。去年,公司进行了职级改革,这意味着,他们的上升通道变得更窄了。
自2022年上半年,互联网行业的大规模裁员开始发生,向净海知道的,很多原本拿到offer的22级应届生也被毁约了。
互联网之外的行业,一样处境艰难。28岁的许炜灵是福建人,在本科毕业后,她选择留在了杭州的一家房地产公司,是同学中少数没有回家乡的。某种程度上,她希望通过工作证明自己。“一个刚毕业的小姑娘怎么能把事情做好?”她要反抗的,既有来自家庭的重男轻女,也有项目上领导的偏见。
经常性加班到凌晨一二点,第二天早上八点再继续上班。恍然一望,有一个月,部门真的只剩下她一个人,撑起了全部的工作。但高强度工作的代价还得自己承担:肠胃垮了,许炜灵曾暴跌到70来斤。最难的日子,她只能吃流食,每半个月都要去看中医拿药。
2022年,房子变得不好卖,房地产市场也开始裁员了。“现金流回笼不来,没办法拿新的项目,类似于一个死循环。”在浙江一个县城,按照以前一天都能够卖出二三十套的数据,到后面,他们一个月都卖不出去一套。
行业的低迷也牵绊着个人际遇,那时的男友是她同行,房贷负担太重,再加上家人的不看好,他们无奈告别了长跑五年的爱情。在工作、爱情的双重打击下,许炜灵暂时离开了杭州,决定出去旅行散散心。
▲ 辞职之后,许炜灵去到普吉岛旅游。图 / 受访者提供
即使在杭州一家已经相当成熟的MCN公司,丽娜也说,行业并不好干。她接触过的品牌方花钱越来越谨慎。原本会花很多钱在宣传上,现在都偏向于得见的成效,比如直接去做抖音带货。即使是这样,公司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招聘都只要国外留学生和国内知名高校的学生。在随时待命的情况下,普通员工的工资只有七八千。
闲暇时间,张超越在张纯如的《美国华人史》中,看到了一种作为华人个体的“卷”——上一辈劳苦一生,只为子孙谋福利,后代又是一个奋斗的轮回。
“他们除了吃饭睡觉,所有时间都在干活。乐趣就是把钱寄回家里,孩子长大了把再把照片寄给他。就这样一直干活,看着照片,过完了一辈子。”张超越说,他是非典型的程序员,他很害怕无意义感,希望在职业上有不一样的追求。
他也开始酝酿着辞职,去一个有更大发展空间的地方。今年,他发现,就在自己租住的公寓,原本一层有30多户,现有都已经空出了五六户。
这是理想生活吗?
置身于工作岗位上,黎林桦才意识到,所谓的“996”“007”,并不是概念上的东西,而是一种切身的感受。工作成了她在这个城市生活的核心,大部分时间里,她感受不到自己在杭州,而是一个生态封闭的园区。就连难得可以和朋友聚会的周末时光,除了抱怨工作,她竟然找不出新的话题。
薪资下滑,职业上升通道缩窄……杭漂们发现工作与他们原本的期望并不相符。那些传说中,能在杭州实现工作、生活两不误的故事,并没有发生。赤裸裸的现实,敲打着他们重新思考工作的意义,以及自己究竟想要过上什么样的生活。
离开杭州前,在MCN公司的丽娜经历过一段艰难的挣扎。最崩溃的一次,是她去外地出差。那天,刚结束与客户的会面,她还在出租车上为客户制作报表。由于连饭都顾不上吃,她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一边在手机上打字,一边“全身发麻,出冷汗,心脏狂跳”。她记得非常清楚,在马路边的一个石墩子上,她不得不坐下来休息了十分钟。
老家县城的朋友给她介绍了一份体面的双休工作,早9晚5,月薪6千。但是,在那个四线城市,好朋友都不在身边,娱乐生活单一,还会被家里人催着找对象。回家是容易的,但再出来就难了。她反复纠结着两条路的选择,“回去是所谓的‘退路’,换一种活法,我到底能不能接受呢?”
黎林桦的主要工作是和商家做对接,一次乌龙加班,让她像一个彻底泄了气的皮球。那一次,所有人一起加班到了凌晨四点,结果做出来之后,他们发现只是领导自己理解错了,整个团队一晚上的成果都白做了。
“上面一拍脑袋,任务一层层分了下去。但是大家做的东西,可能对整个业务毫无价值。”工作要求反复无常,上个月,她还在和客户说,让他们准备新的活动,到了下个月,规则和玩法又改变了。面对商家的疑惑,她常常会觉得很愧疚。
在她内心反复被盘问的是,如果工作半年就辞职,这是否正常?每次在园区里,看到其他人都正常地行走、交谈,而自己连吃饭都感到疲惫,黎林桦也怀疑,“为什么人家可以在这里干那么多年,我在这里干个几个月是要死要活的?”她不明白,在个人选择如此被动的情况下,但所谓的职业发展真的存在吗?
工作了两年的向净海,将她的工作总结为三个“体验差”——一个是喜欢向上管理,一个是PPT文化,还有就是PUA。
让向净海觉得最荒谬的地方是,每当KPI完成不了,工作汇报就变成了讲故事。“讲我们为此做出了什么样的努力,比如我们的目标用户是年轻人,虽然说大盘是下降的,但是我们年轻人的占比是上升了。”一到技术上线,如果数据不好,所有人就一起默契地当指标任务从没发生过。
后面一段时间,向净海每天到六点就跑路回家。因为步行就可以到家,总会感觉身上都沾沾着公司的气息。这也是她搬去上海后,一件过去的家具都没要的原因,“不想再回顾那些令人不快的记忆”。
▲ 向净海每天下班会绕道经过的天目里。图 / 受访者提供
站在十字路口,可能会有犹豫、彷徨。但做出决定时刻,就是迈出舒适区,开始新生活的起点。
在焦虑要不要辞职的那几天,颜楠整夜地睡不着,“我可能会把事业和个人价值实现看得非常重要,就觉得我站在这儿,好像跟我当时来的初衷已经不相符了”。
光是修改简历,她就拖了一个月。“基本上是精神战损版来找工作。”颜楠知道,她真正害怕的是,投出去的简历,得不到任何回应。每次打开电脑,她都鼓足勇气给自己加油。后来,经过了几次面试,自信渐渐回来了。她庆幸自己最终还是走出了那个怪圈。
离开的,留下的
曾有人用“原生职场环境”形容第一份工作带给人的烙印。来到深圳的黎林桦,偶尔也会感到落差。
在杭州时,年假多、节假日的福利也多,“作为应届生,很容易被这些小恩小惠打动”。那时,她去北京出差,入住的是一天800块起步的单人间。尽管在那个豪华酒店里,他们还被老板要求加班改稿,一直到凌晨两三点。
如今,再去北京出差,每天的预算掉到400块,只能住7天连锁酒店。年假的天数,也大大减少。
黎林桦现在的日常工作是,新闻视频剪辑。“工作时间上的确是合适了一点,但我其实还是蛮迷茫的。”她偶尔也会想,如果继续在杭州干下去,也许会更有前景。
但最终使她内心坚定下来的是,当初离职,其实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从去年9月份开始,下班之后,黎林桦练起了书法,也开始尝试一些室内运动。今年4月,她又买一个缝纫机,“开始搞一些小东西”。
新的生活完全不一样了。一到上海,向净海就果断办了一张迪士尼的年卡。来到新的公司后,同事还会对她开玩笑:“不要把大厂味儿带来了。”她说,现在越来越想明白,工作只是一种产生现金流的工具,但如果真正的要发财,要收获更有价值感的事物,没有必要全部从工作当中寻找。
“回想过去的片段,不是哪次汇报有多成功,需求上线之后数据有多好,也不是当时如何拿到offer,以及对城市的憧憬。反而是在西湖边的一切回忆。”有一年冬天,向净海在上班的时候,偷偷跑去西湖看雪,她被到处都是白茫茫一片的景象触动。到了春天,好几个工作日的下午,她又叫上同事,一起去西湖划船,就这样一直等到晚霞出现。
▲ 向净海下班后追赶到西湖边的晚霞。图 / 受访者提供
有人离开,也有人再次回来。杭州依旧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年轻人。
过上了在杭州、上海双城生活的Amy,正在和家人磨合新的生活方式。在两个城市的城际列车上,她一遍遍算着时间的账,保证自己有3个晚上、2个白天是在杭州的,这样她每次一回来,才能有足够的时间,全身心地去陪孩子。
在杭州的周末里,她带孩子去西湖边散步,或者去附近的山野徒步。她曾找到一处农庄,那里有座小山丘和清澈的小溪。小朋友穿着凉鞋,轻松蹚过5公分深的小水塘,旁边就是一片绿油油的野菜地。见到的年轻人也不少,他们带着整套的露营装备,包括帐篷、音响、桌子椅子,时间在那一刻慢了下来。
从杭州去到上海后,颜楠综合考量,还是决定以后在杭州买房。“在上海变老的成本太高了。”她说,杭州是一座可以包容人慢慢变老的城市。“我很关注城市的生态是否宜居,杭州可以跟姐妹们休闲一下,出去爬爬山、钓鱼什么都比较好。”
政策也在作出一些倾斜。5月9日,杭州市政府发布《关于优化调整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通知》,在杭州市范围内购买住房,不再审核购房资格。同时,在杭州取得合法产权住房的非该市户籍人员,可申请落户。
在深圳工作了几个月后,有一天,黎林桦突然意识到,当初选择去杭州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是不敢面对下班之后的时间。“工作延续了社会给我们的评价标准,让我围着一个中心轴不停转。但是,当工作没有办法给到价值感的时候,那种连自己都找不到的感觉就会非常可怕。”
包括练书法,以及购买缝纫机,都是希望给自己建立一个新的坐标系。黎林桦现在知道,不论在哪座城市,做着什么工作,下班之后的时间,她都不会再害怕了。
▲ 在杭州时,黎林桦和朋友一起在九溪烟树,点了两杯龙井。图 / 受访者提供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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