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铃在凌晨一点准时响起。张永利从出租屋的床上爬起来,用冷水胡乱在脸上抹了一把,刷完牙,换上白衬衫、黑西裤、黑皮鞋,再系上公司统一的黑色领带出了门。作为专车司机,他要在凌晨两点半跑一个提前预约的单子。
单子是顾客前一天下的,接人的地方是开发区的一家会所,目的地则在附近县城的一个小区。车程40多公里,预约价格311.52元。平台抽成后,张永利能拿到250多元。
对这个月入一万元左右的专车司机来说,这是一笔大单,必须保证万无一失地完成。
客人上车地点距离他只有3公里,10分钟就可以开到——那是张永利再熟悉不过的一家会所,他记不清自己在那里宴请过多少人,把多少瓶茅台灌进过自己和领导们的胃。
那是七八年前的事了。彼时张永利还是“张总”,除了拥有一个房地产公司,手握四个楼盘外,他还有些七七八八的产业。而他的衣食住行也契合着人们对一个房地产开发商的想象:开迈巴赫轿车,戴江诗丹顿手表,穿阿玛尼的POLO衫和古驰皮鞋。手机是15万以上的“威图”——这是全球最为奢华的手机品牌,仅键盘便由超过150个不同部件制成。2016年前后,张永利甚至想买一艘游艇。在他看来,那才算是富豪的顶配。
而这个夏日的晚上,张永利在会所楼下等到凌晨两点半,客人被两个保安扶了下来。他看上去喝得还不够多,至少能正常与人挥手道别。像所有训练有素的专车司机一样,张永利打开车门,扶客人上车。门口保安一愣,“这不是张总吗?”
张永利没接话,两人互相点头微笑后,保安似乎心知肚明了。
接着,张永利稳稳发动车子,隐入夜色中。
昨日世界
几天后,张永利出现在我面前时,还是那身专车制服。这个50多岁的专车司机身材微胖,脸色有些发红,自从当上司机,除了不时腰疼外,他的身体状态反而好了起来。他同意和我聊聊这些年的经历,前提是要尽量保护他的隐私,隐去具体地点和他参与过的项目名称等信息。
接下来的几天,他把出车时间减半,带我跑了几个项目工地、他曾经住过的别墅,以及那个隐匿的会所。在他的讲述中,我的眼前时常会出现一个巨大的漩涡,漩涡外圈急流涌动,身处漩涡中心的张永利缓慢但又无法控制地下坠。
我是2017年在一个老红军的生日宴上认识张永利的。那时候他还是“张总”。他递给我的金黄色金属名片四周,有着镂空的祥云雕刻。名片上的文字则是另一种黄色,“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两部手机号尾数一个11111,另个是55555。
那一次,他穿着灰色戗驳领双排扣西装,系着彩虹色领带。他转身时,我瞥到了他的爱马仕腰带,“您这腰带不错,是向恒大许总致敬吗?”他听后大笑,“还是记者会说话,致敬这词儿用得好。”那之后,除了逢年过节的微信问候外,我们鲜有联系。
张永利入局房地产是在2015年前后。
当时,中国房地产业正处在从趋冷到回暖的转折点,“3·30新政策”、降息降准、地方解除限购……一系列政策释放出稳定房地产市场的积极信号,房价开始回升。
由于房价回升太快,当年12月中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化解房地产库存”列为2016年中国经济工作五大任务之一。这是20多年来,该会议首次直接“喊话”鼓励开发商降价。但泼天的房价根本刹不住车,2016年北京北四环附近某小区的二手房,三个月内报价从800万飙到1200万。
彼时的张永利和3个朋友共同拿出两亿元,在一个省会城市成立了地产公司。其中,张永利投入了此前从矿产挣下的1.5个亿,属于出资最多者,理所当然成了董事长。在此之前,他从未涉足过地产行业,只知道这行来钱快。
他的两个合伙人此前都从事房地产。他们告诉我,和张永利是在饭局上认识的,也找他拆借过资金,觉得张永利“很实在”,这才拉着他一起入了地产局。
父母不同意张永利的决定,妻子吴秀华也提出反对。在他们看来,一家人衣食无忧,何必涉足一个风险大且并不熟悉的行业呢?张永利则铁了心要做。
他在当地买了两层写字楼当办公室,总共2000多平米。这其中,他一个人就占了半层,仅是一扇金黄色的防盗门厚度就有60厘米厚,房间内酒吧、练歌房、麻将室、台球厅、高级套房、室内高尔夫等一应俱全。
2015年,中国房地产业正处在从趋冷到回暖的转折点
公司成立后的第一个项目,是给一个地级市做城中村改造。具体来说,就是将城中村拆迁后,腾出的100亩地皮,一部分建回迁房,一部分建商品房。由于张永利的地产公司在省城成立,他去地级市搞开发,属于被招商引资过去的。当地领导承诺说,开发商负责拆迁安置,政府负责搞定土地招拍挂。
初涉房地产行业的张永利有些拿不准,他问领导,“招拍挂不是有不确定性吗?”领导打着保票,既然把你招来了,就有办法让你拿地。
项目真正启动起来,张永利意识到,开发房地产确实得投入很多。例如,领导让他们负责的“拆迁安置”,得由开发商出资给村民盖房子,且交房时是简装状态。他们做了个预算,算上拿地,整个项目投入不会低于10亿,利润大概有2亿左右。
张永利这才发现,早年开矿挣的那些钱,在房地产行业,扔进去连个响声都听不见。
但排场总要摆足。2017年,他花300多万买了辆迈巴赫S600,以每月3万元的价格雇了一个叫刘普的退伍军人当司机。刘普在部队给领导开车,“很懂事”——张永利上下车,他会自觉地开关门;下雨时,会在张总下车前举着伞候在外面。他还有着一个司机最基本的素养,不该问的绝对不问,不会将张永利的任何秘密走漏出去。
起初,张永利想用自有资金搞开发,两个合伙人笑话他,说哪有开发房地产自己掏钱的,出去融资就可以。其中一个人教育他,“房子不是房子,是金融产品。”
当时,张永利觉得有道理,“我把自己的钱投到地产的话,其他生意可能会转不动了。何况,大多开发商都是玩空手套白狼。”接着,他和两位合伙人开始谋划前融。所谓前融,就是房地产开发前的融资。这个时候,因为还没取得土地,他们无法获得银行的低成本资金。一般情况下,只能找其他机构。
凭借原本还算雄厚的资金,没费多少力气,一家信托机构愿意给他们融3个亿。在做了三方担保、资产质押等手续后,这笔钱到了张永利这边。此后,三人又通过其他方式,总共融到8个亿。
钱到手后,就开始拿地。拿地过程像是演戏,张永利记得,有人找了几个地产公司参与了这场假竞拍,地块最终毫无疑问地由张永利的公司竞得。那块100亩的土地,每亩700万,光土地就花了7个亿。拿下土地证,张永利赶紧安排人去银行贷款,还掉了部分前融资金。紧接着,回迁房和商品房同时开工。达到预售条件后,房子开始预售。收回来的钱,用来还银行的贷款本息。
就这样,张永利参与的第一个地产项目,进行得还算顺利。
他和当地领导的关系也密切起来,他的办公室成了领导们的“后花园”。有领导一开始不敢去,路上就嘀咕,能不能不去,合不合适。去过一次后,带着醉意问张永利:“张总,以后我还能来吗?”张永利通常的回答是,这儿以后就是您家,“我给您在密码锁录个指纹”。
也有人为了避嫌,坚持不上楼,张永利就把他们带到那家会所。所谓的会所,其实是一家没挂牌的“茶社”,但平时不卖茶。它只有四个包间,每间约一百平米,分别用梅兰竹菊命名。每个房间都摆着一张直径超过三米的硕大红木餐桌,桌子外沿刻着九龙戏珠。房间一侧的墙壁上都挂着四米多长的山水画,落款是中国当代国画艺术大师关山月,真伪难辨。张永利最喜欢一个叫“兰亭”的房间,他觉得“兰”是“君子兰”,意味着和他吃饭的人都是君子。每次来会所,张永利和他的君子们,不算酒水,仅用餐花费就在万元以上。
低调又懂事的张永利深得领导们喜欢,后者不仅在项目上给他关照,张永利的父母去世时。还有领导带队去他老家吊唁、送花圈,让他赚足了面子。
凭借和领导的关系,公司在首个项目没完成的情况下,又同步在某市下辖的3个县里搞起地产开发,每个县做了一个楼盘。张永利也便坐着他的迈巴赫S600,穿梭在这座城市和他的四个项目中。车子带给他的安全感,微妙而确切。
第一桶金
张永利一直喜欢车,他接触车的时间也比别人都早。
由于父亲早年是一家国营机械厂厂长,厂里给配了“吉普212”汽车。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别说家属院里有辆轿车很新鲜,就连在大街上,轿车也算稀罕物。
张永利幻想着能成为父亲那样的人——每次下车,总会有司机在一旁开门。
他是家中独子,父亲对他很看重,一直希望他能读更多的书,“继承”厂长的位置。但张永利对上学没兴趣,初中刚毕业,他就不读了。通过父亲的运作,他进了机械厂,并在3年内,从一线工人干到了科长。在父亲的庇护下,他拥有司机的日子,似乎指日可待。
雷声隐隐,未知来临,1990年刚过,厂子的生意肉眼可见差了起来。
工人们陆续下岗,哪怕厂长的儿子也未能幸免。1998年的一天晚上,父亲告诉他,厂子要被重组改制。父亲劝张永利买断工龄,另谋出路。至于这位厂长本人,也很快退休,那辆吉普车被收了回去。
28岁的张永利没时间沉沦,更没时间躺平。他见过世面,脑子也活泛,1999年,他决定跟人合伙开矿。
张永利当年开矿时,遗留下来的炸药孔
上个世纪90年代,矿产炙手可热。坊间时有传闻,只要矿上不出事,一年少则赚几百万,多则几千万都不算难事。尽管官方对矿产开采有着严格规定,但很多人甘愿冒险违法开采,张永利就是其中之一。
“啥证都没,手里有人就可以。”张永利说的“人”,是指年轻的打手。
他参与的铁矿位于一个山区县,算上他一共5个合伙人。最初做这件事时,每人拿出了100万元。张永利那部分钱,是找父亲借的。出身还算优渥的张永利知道门面的重要性。为了装门面,他买了一辆帕萨特轿车,并从老家找了个亲戚给他当司机。
由于没有证件,他们只能在下午六点之后开采,一直干到次日早上六点。
噪杂的开采声和轰隆隆的卡车声,难免招致周围村民的举报。但凡有举报,矿主们会先安排人去送钱。送钱不好使,打手就会上门拜访。
“老百姓很好对付,有关部门才难对付。”张永利讲起挣第一桶金的经过,眼睛里闪烁着异样的光芒,“因为我们没证,有关部门三天两头找过来。他们也不进门,保安通报一声,我赶紧下去接待。”他谙熟“接待“流程——先喊哥,再递烟,数数来了几个人,每人送上1000元。“哥哥们”也都给面子,说是除了国家大型会议、活动期间不能开采,其他时间都可以动工。
开矿的利润有多大?张永利大致算了一下,按照当时铁矿价格,每吨能卖160元左右;他们改装的重型卡车,每车最多能拉五六十吨。这意味着,单车大概卖一万块,利润三四千元。每晚一般能拉几十车,基本上一个晚上赚个十万八万的不成问题。
30岁的张永利迅速挣到了人生第一个100万,成了“张老板”。他的车子也从帕萨特换成了奥迪、奔驰、悍马,司机从1人变成3人。但比起“张老板”,他更愿意被叫做“张总”。
几年后,随着国家对非法开采的打击力度加强,他们的风险越来越大。害怕出事,张永利提前退出铁矿开采,并办了正经手续,独资开采起了硅石矿(玻璃原料)。硅石生意比铁矿更好,他先后做了三个硅石矿。到了后期,张永利又买了两个金矿,并投资了几座私人加油站、十几个大药房以及几十间商铺等。
2015年,张永利44岁那年,总资产已经超过了20亿。他买了三个独栋别墅,11套200平米以上的房子,分布在不同城市。
对彼时的张永利来说,钱只是个数字,是个抽象的概念。他喝着每克100多元的岩茶和茅台年份酒,宴请着一拨又一拨的领导。与此同时,他也惦记着扩大生意门类,挣更多的钱。而彼时可以用“疯狂”二字形容的房地产,成了他的首选。
还债
开矿时的好运气似乎没能转移到房地产身上。
搞了四五年开发,张永利的四个地产项目中,位于市区的那个总算搞完了,房子卖得也还不错。可公司会计一算账,根本没达到预期2亿左右的利润,甚至连1亿都没有。
“比如,一万一平方米的销售价格,大几千块是土地费,小几千是前期报建、税费,以及其他费用,再加上销售、管理等成本,最终算下来,每平米赚不了多少钱。”张永利愈发觉得房地产对他来说像是玄学,看着赚钱,其实没赚多少。他也慢慢理解了合伙人之前告诉他的,
“房子不是房子,是金融产品。”
还有三个项目压在手里,导致他的资金缺口越来越大。那些年,张永利几乎天天在找钱、还钱。公司外债长期处于10亿左右。有关钱的问题上,两个合伙人透露,虽然他们也出过力,但筹来的资金可以忽略不计。“实在”的张总倒也没过分要求过他们。
在一个不确定的年代,做生意就像是玩“叠叠乐”的生存游戏,下方的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撼动原本摇摇欲坠的结构,而个人的作用在此时显得微不足道。
房地产业像是玄学,看似暴利,实则很多人都在负债
张永利的危机是从2020年开始的。
中指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房地产2020年市场总结及2021年趋势展望报告》显示,2020年一季度,在疫情冲击下,新建商品住宅市场交易量明显缩减。张永利分布在三个县里的项目,也多少受到影响。
售楼部大门紧闭,没人买房子,二手房也卖不出去。张永利公司此前“拆东墙补西墙”的融资模式被打破,三个已完成的主体项目很快停工,整体销售量也只有五分之一左右。停工,意味着失去了盘活资金的能力,只能被市场宰割。他想过靠手里其他项目去救地产,可担心风险太大,不敢拆借太多。
紧接着是催收。他收到的第一笔大额催收,来自某担保公司,本息加起来共1.8亿。张永利的第一反应是,用其他生意的钱来应急,但很快又想到,这笔钱付出去后,自己可能就身无分文了。他决定拖。
拖下去的后果,就是这家担保公司起诉了张永利。很快,信托、私募、银行也来催收了。张永利公司欠下的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等,加起来共有12亿左右。当律师函、催收函等纷至沓来的时候,他开始将硅石矿、加油站全部出手或易主。
下一拨来讨债的是建筑商、承包商和劳务方。此时,张永利开始变卖名下大部分不动产和车子。卖掉几乎所有家当后,他提出离婚。站在民政局门口,吴秀华冷静地说,“孩子跟我过,其他的,你自求多福吧。”最终,张永利给妻子和孩子留下了一套200多平米的住宅。
“他太能折腾了。”对于这段婚姻,吴秀华的解释是,张永利不管有钱还是没钱的时候,都很少回家,两人更是早已没了感情,“家对他来说,只是旅馆。离了反倒轻松。”
忍痛将最后两个金矿出手后,他勉强还清了债务。
实际上,相比债务,张永利更大的压力来自买房者。三个停工小区共涉及1000多户业主。他们出了钱又住不上房,积蓄已久的愤怒足以将张永利吞噬。业主们先是堵售楼部,后来又去堵政府大门。每到这时,张永利和合伙人就会被有关部门叫去拿解决方案。所谓方案,就是找钱复工。三个人面面相觑,谁也找不来钱,就随意给业主们承诺复工时间。
到了时间没复工,业主们再去堵门,如此循环往复。
“没办法,就拖着。”张永利没有钱,也没有复工的能力。他甚至没有了从前的光鲜和傲气——他摘下江诗丹顿手表,戴上200多元的小米手环;卖掉迈巴赫,换上二手哈弗H6。他辞掉了月薪3万的刘普,又把那个豪华办公室卖出去筹钱。
没有房子住,他就去租房,也想着能躲躲那些业主。但业主们没放过张永利,他们偷偷在他的车上装定位,隔三差五往车上扔粪便。有几次,张永利打电话报警。警察每次出警都表示,一定会调查,但再没下文。
警察的态度倒是让张永利很受用,他们管他叫“张总”。这个称呼,他过去天天听,自从成了“无良开放商”后,几乎没人这么称呼他了。从前时常“泡”在他办公室的领导们开始管他叫“小张”“张”,业主们则叫他“骗子”“张骗子”“张无良”。
到了2022年,张永利终于因为一些官方政策,得以让项目顺利复工。由于三个项目的主体早已完成,复工一年后,基本达到入住条件。
张永利心里最大的石头总算落了地。这时的他没有什么大的欠债,但也一无所有了。
“张师傅”
50来岁的张永利没了20多岁时的心气。他想过东山再起,但把足疗店、采耳店考察一圈后,都放弃了。那些投资对此时的他来说都太大,他拿不出钱。
“张哥,要不你也开专车吧。跑得好的话,每个月能挣一万元。”失去那份月薪3万元的工作后,刘普到省城当起了专车司机,他对张永利的称呼也从“张总”变成了“张哥”。
这一万元,放在以前,对张永利来说就是一顿饭。可现在,意味着可以生活下去。
他决定接受这个建议。2023年10月,张永利回到省城。
省城对他来说,既熟悉又陌生——他的地产公司注册地在这里,交际圈子也在这里。但这一次,他成了最底层的打工者。他在开发区一个相对偏远的小区租了一室一厅,每月租金1400元,距离刘普租住的房子相隔几十米。
刘普告诉我,之所以帮张永利,是因为“张总”早年对他不错。更何况,他并没有像一些开发商那样,交不上房就直接跑路,“已经很有良心了”。
成为专车司机不难。先下载专用平台,按步骤操作后,留下自己的电话。很快,区域客服与张永利联系,通知他到一家合作的汽车租赁公司培训。培训内容以科目一为主,同时也涵盖了辖区内旅游景点分布等。
完成培训,再通过考试,张永利取得了开网约车资格。直到这时,他才被要求买车。
平台对专车要求是B级轿车(车身轴距在2.7米至3.0米之间),价格一般在15万元以上,且必须是新能源。张永利看中了一辆比亚迪,落地价24万多元——此前,他极少开这么便宜的车。
张永利手里只有3万元现金。他鼓足勇气找到当时一个开矿的朋友,提出借30万。朋友问他做什么,他说去开网约车。朋友没再接话,直接让张永利发个定位给他。很快,朋友开车给他送了30万元现金过来,借条都没打。
“不怕我还不了?”张永利开着玩笑。对方表示,“大家都是朋友,你帮了我很多。要真还不了,我就当丢了一块手表。这事你心里记得就可以。”
张永利已经适应从开发商到司机的角色转变
2023年11月,张永利正式成了专车司机。他在朋友圈发了一张露着半截方向盘的照片,配文是“为了生活,我也可以当司机”。坐在比亚迪里,他偶尔也会怀念迈巴赫,“一进迈巴赫,觉得自己是大佬。一进比亚迪,就觉得自己是司机师傅。”
这次再见面,我问起了他的“许总腰带”,他大笑,“早不知道去哪了,晦气。”
开专车,公司要求穿正装,对衣服品牌和质量没要求,但领带得买公司的,15元一条。张永利想省些钱,他从衣柜里翻出一身曾经定制的西装,上衣和裤子加起来2万多元。
刘普告诉他,如果想月入一万元,每天至少得跑12个小时。于是每天早上六点多,张永利就从床上爬起来,准备出门——以前做开发商的时候,这个时段他甚至还没有睡熟。
接第一单时,张永利有些紧张。他在家反复练习着那句,“您好,欢迎乘坐XX专车。”快到目的地时,又下意识看看肩头有没有掉头皮屑和碎发,生怕给对方留下不好印象。
那之后,“张总”变成了“张师傅”。每次乘客上下车,他都会毕恭毕敬地站在车子右侧,给乘客开门。下雨时,自己先冒雨跑出来,给乘客打伞。按照公司要求,除了和行程有关的话之外,司机不能主动和乘客搭话。
他对钱重新有了概念。按照张永利的说法,专车因为价格高,单子没那么多,一天12个小时能接十几单,就很不错了。预约单的价格要高些,所以他会努力接一些预约的单子。一般情况下,平台对每单车费的提成是20%左右。虽说车费实时到账,但每周只有固定一天能提现,一个月能提四次现。
头两个月,因为经验不足,他每月收入六七千元。刘普给他传授经验,告诉他接单的黄金时间和地点后,张永利的收入总算稳定在了一万左右。实在没单子的时候,他和刘普就把车一前一后停下,站在路边抽烟——担心会被乘客投诉有异味,他从来不在车里抽烟,甚至连葱蒜都不敢吃。一旦被投诉几次,司机就会从全时段接单,变成分时段接单,生意直接受到影响。
也会有房地产老板打到他的车。张永利恪守着不搭话的原则,有一次,他听到乘客对着电话那头说,“现在真没钱,你弄死我也没钱”,他踩着油门,心里偷笑。
一段时间过后,张永利觉得,这样的日子安静又简单,倒也还惬意。除了刘普,他又认识了几个司机,收车后,偶尔聚餐。没有人知道他过去是做什么的,大家聊的最多的话题,除了孩子,就是房子。
不久前,一些城市下调房产利率和首付,饭桌上,有人提起,“以前买房子真是亏大了,你说那些开发商,咋心那么黑?”张永利没接话,只是大口嗦食着眼前那碗西红柿鸡蛋面。
他的内心仍然焦灼——他在等着房价涨起来的那天,也还准备靠着那些没卖完的房子翻身。一时半会儿翻不了身,就意味着他得继续开车。按照平台规则,专车只能开6年。6年后,要么换车,要么转为快车,“我今年53岁,再开5年,到时候58岁。”张永利觉得,一个年近六旬的人即便还想开车,年龄和身体也不允许了。
他偶尔也担心遇到熟人。2024年春节前,一个衣着考究的男人上了车。没几分钟,乘客突然开口,“你这大老板来体验生活了?”
张永利吃了一惊,打量对方半天,却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
乘客说,自己是做服装生意的。一眼看出张永利这套西装是定制的,价格不菲,以为他是来体验生活的大老板。那天晚上7点收了车,张永利跑到批发市场,花400元钱买了一套劣质西装。那套定制西装,被他挂到柜子最深处,至今没有拿出来。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文中所涉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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