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历越高,女性越多?](https://www.xinenw.com/wp-content/themes/justnews/themer/assets/images/lazy.png)
文 | 郑思芳
编辑 | Yang
数据 | 虎鲸
制图 | 韦恩
运营 | 泡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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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在2022年中国普通本科招生人数中,女性为294.8万,男性为173.14万,女性人数将近男性的两倍。至少在读书这件事上,女性撑起的不只是“半边天”,而是全国高校近三分之二的入学机会。
为什么进入大学的女性,变得越来越多?
事实上,女性一直都很会读书。根据教育部数据,在普通本科招生数上,女性已经连续14年超过男性。在学历更高的硕士阶段,在校女性的数量也在从2010年开始超过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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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学历层次的纵向对比来看,女性在学龄前、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在校人数上并不占优势。尤其是在幼儿园,和高校的性别比正在往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失衡。以至于有人开始调侃,“幼儿园都是男宝,高校都是女大学生”。
也就是说,女性正在以更少的人数拥有更多的教育优势。
福建师范大学的王伟宜教授,从2015年开始研究高校中性别比例失衡的现象。他提到,不仅是女学生人数在整体上超过男生,连传统的“男理工、女学文”的界线也正在变得模糊,理工科专业的男女人数也快持平了。
他从内外两个方面分析了高校“女多男少”现象的原因。
首先是外部环境的变化,包括“男女平等”观念的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下家庭子女数量下降。
根据资源稀释理论,当子女数量减少,每个孩子从家庭获得的教育资源就会增多。以前受“重男轻女”传统思想影响,一个家庭在多个孩子的情况下,家长往往优先保证男孩的教育机会。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一对父母只有一个孩子,“男孩女孩都是宝”,分配给女性的教育资源自然就变多了。
从教育本身看,在男女智力发育水平、历年考试机制和内容差异不大的前提下,应试教育的体制和教育环境的评价体系,更有利于女性,也会被认为是“女性越来越会读书”的原因。
“在传统观念中,女生在应试教育竞争中往往更有优势,因为许多‘死记硬背’的内容可能更适合女生。”王伟宜说。
但也有学者指出,从心理状态上说,女性在面对考试时的坚持性较差,也更容易焦虑。
为了搞清性别差异和成绩之间的关系,王伟宜找来了H省2004年与2014年男女生语数英三科的高考成绩。他发现,男性群体内的个体差异要大于女性,女性各科成绩总体上更加稳定。
还有人把女性更会读书的原因归结为,庞大的女性教师群体给下一代女性塑造了更有利的评价体系。但事实上,从个体体验上来说,相比被鼓励,女性在学生时代,受到的更多是来自性别刻板印象的制约。
美国华裔科学家李飞飞曾在自传中回忆在国内上小学时的细节。下课时老师只将男同学们留下,鼓励他们“更加努力,发挥作为男生的潜力”;在提到女生时,形容词则变为“笨”和“后劲不足”,而说出这些话的,恰恰是一位女老师。
后来,李飞飞成为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是首位担任这一职务的女性。但她一直记得,自己十几岁时来自老师的那番话,终结了她小学时的一段快乐的时光。
一旦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女性很容易找到自己的力量。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克劳迪娅·戈尔丁曾说过:“几乎在每个国家,一旦让男女平等使用教育资源,几十年后,女性就会表现得更好。”
站在“重男轻女”的起跑线上,许多女性想要获得一个教育机会的难度,不亚于考试本身。但她们硬生生考出了女性在高等教育中的优势,无论是数量和概率,都实现了逆转。
从全国范围内来看,2022年,云南、广西和内蒙古三个地区,女性在普通本科招生数中的占比位居全国前三,其中女性占比最高的云南一骑绝尘,达到了81.73%。尤其在北京上海都是50%左右的对比下,云南显得格外突出。
为什么是云南?
中国共有55个少数民族,分布在云南的就有51个。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各少数民族人口占云南总人口的33.12%。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杨国才认为,云南在发展女性教育上有先天的优势。少数民族,受到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影响较小,因此供女孩上学也比较普遍。
王伟宜分析,在高考录取中,每一个省份的招生指标不同。山东、河南等省份,人口多高校少,是典型的教育输出型省份。像北京这样学生少高校多的地方,招生自然来自全国各地。而在云南,高校学生来自本省的比例会更高。
另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会对女性读书产生一定影响。经济越发达地区,就业环境、女性求职和求学的观念也相对开放,能选择的“出路”往往不止一条,而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尤其是农村女性,更渴望通过读书改变命运。
但她们遇到的阻碍往往也会更多。王伟宜调查了陕西、四川、福建、江西和上海五省市,18所高校学生的学籍档案后发现,在1982-2015年间,农村女性的入学率一直远低于城镇女性。
令人鼓舞的是,一直有人在为这些女性获得更多的求学机会而努力。位于云南丽江的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在校长张桂梅的带领下,从2011年起,连续9年高考综合上线率100%。2019年的一本上线率,达到40.67%,排名全市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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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求学路上,女性的“教育优势”并不一直奏效。每日人物统计了中国9所顶尖高校联盟(下文称C9)中,2019年和2023年的本科新生数发现,女性的平均占比并不算高,甚至还有小幅度的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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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到全球的顶尖高校,在QS世界大学排名前十的学校里,女性的平均占比也始终没有超过半数。
这意味着,在本科招生数中显著增加的女性人数,并没有流入更高分段的学校,那么她们都去了哪里?
问题的答案可能指向处于中间层次的普通高校中。
对1982年到2015年间,中国大陆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性别不平等情况进行分析后,王伟宜发现,在重点高校中,总体上男生的机会较多,女生与之差异正在缩小;而在普通本专科院校中,女生的优势凸显的越来越明显。
如果把读书比做攀登,学历层次比做金字塔,那么越往上走留下的人越少,在更加激烈的竞争中,女性想走到金字塔的顶端就更难。
从学科的角度来说,理工科比文科更容易设置博士点。目前,文科博士在博士研究生群体中仅占20%左右。再加上,文科又是现在女性占比更多的学科,因此,从总量来说,读博的女性自然就不多。
更关键的原因是,在提高学历的过程中,社会对性别分工的要求对女性更加苛刻。
“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这个问题虽然普通,但不普通的是它可能总是针对女性提出。一般来说,女性在家庭的付出更多,她们不得不面临生产和育儿带来的学业和事业上的中断。
类似的情况发生在王伟宜身边。博士毕业18年,同班的十几名博士女同学却没有一名被评上教授,“女性的精力不可避免地被分散掉了”。之前他的一名学生考上博士后正好怀上二胎,虽然最后还是在三年内博士毕业,但受生育影响,“初稿的效果并不好”。
即便没有成立家庭,女性对读博的顾虑也会更多。读博后,张艳完全失去了个人时间,每天加班到十一二点,几乎全年无休,“一天属于自己的时间不超过10个小时。”
作为博士课题组唯一一位女性,张艳要考虑的还有更多。首先是读博很有可能会让她错过自己的最佳生育年龄。同时,实验往往带有毒性,张艳因此住过一次院,被医生提醒过,毒性有可能进一步影响她的生育功能。
高强度的体力和脑力活动,让张艳身边从事科研的女性变得少见。为了监督进度,隔壁课题组甚至装上了摄像头,一位原计划读博的女同学在长期高强度作息下放弃了这个想法。
种种因素让女性在科研的道路上望而却步。一方面,在传统认知中女性需要“被照顾”,而科研——尤其是理科领域,“苦”和“累”是固有认知。另一方面,社会和家庭施加的阻力,也将女性推向离科研更远的地方。一层层筛选下来,拥有这份宝贵入场券的女性基数便不会多。
考虑了家庭的经济条件后,陈莉也放弃了读博的想法,但更令她伤感的是,家里并不是不能支持孩子读博,只是她不是男孩。陈莉从小成绩优异,而弟弟的成绩却一直不好,母亲曾对她说过:“如果你们姐弟换一下就好了,男生搞事业是好事,女生要是再读下去年龄大了就不好嫁了。”
而命运循环总是以不经意的形式出现在陈莉的家庭中,70后的母亲年轻时只差几分没有考上中专,在有机会复读的情况下,母亲最终选择出去打工,来供弟弟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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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女性来说,学历提高是一件好事,但同时也造成了一些新困境。
高学历女性,更加倾向留在大城市,于是现在很多大城市都出现了“女多男少”的情况。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国的男性比女性多出3000多万,女性人口数量占比为48.76%。但是从户籍人口数量上看,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4座城市里,女性比男性多出了50多万,占比达到50.62%。
这样的趋势形成了一个不可避免的失衡,城市的女性变多的同时,农村的男性也变得越来越多。出生于98年的陈莉,本科就读于兰州大学、硕士就读于厦门大学,在求学的路上一直是优等生。今年研究生毕业,她顺利入职了一家位于深圳的科技公司,陈莉的目标也变成了“在深圳稳稳赚钱”。而她的老家,在福建沿海的一个小渔村。那里的人口比例长期男多女少,“一个普通家庭嫁女儿,就能收到几十万的彩礼钱。”
随之而来的还有女性的婚恋问题。2013年之后,关于“剩女”的讨论出现在互联网上,“剩女”群体被认为是传统观念中在该婚育的年纪没有进入婚姻的女性。
作为城市婚恋困难户,这个名称从诞生之初就带有歧视色彩。之所以出现,除了城市女性人口“过剩”,更主要的原因还是近年来城市女性的择偶空间在被不断地压缩。
有研究显示,男性与女性在选择婚姻对象时的标准不同。比起女性对经济条件、社会地位的重视,男性则更在意对方的相貌和性格。体现在婚恋市场,主导的择偶观念可能是“男低娶,女高嫁”。
但这也会导致,女性学历越高,择偶空间越小。近年来各类高学历相亲层出不穷,但参加者往往还是女嘉宾居多。
陈莉的母亲曾不止一次表示出对“女生读博”的反对,理由也反复都是“读博出来年龄大了没人要”“女生嫁出去了学历也都是给夫家的”。
女性群体的学历整体变高,反而让女性的就业问题更严重了。为了在竞争中突围,女性不得不更加努力,甚至要一路狂奔。
一些隐形的就业歧视并没有因此减轻。2015年,“针对我省小学、幼儿教师队伍性别结构矛盾突出、男教师稀缺的现状”,福建省教育厅开始小学和幼儿师范男生免费教育试点。福建不是个例,有机构统计发现,2016年有至少5个省的免费师范教育只对男性开放。
女性的高学历也没有带来更高的薪水。就算历经千辛万苦读博毕业,现实还是给了张艳狠狠一拳。同一个实验室出来的师姐们,年薪比师兄们都要低不少。
张艳的师姐们并非个例。事实是,在女性学历越来越高的情况下,相对应的薪水却没有一并涨起。根据《2023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显示,2023年,女性的平均月薪为8689元,与男性的9942元相差1253元,虽然比3年前,提高了11%,但依然比男性薪资低12%。
一些传统的性别分工并没有跟上女性群体变化的脚步,反而加重了性别的不平等现象。王伟宜认为,要改变这些传统认知,能够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学校教育,而是家庭教育。
他有两个女儿,老大从小爱穿裙子,老二从出生开始就爱捣鼓汽车,他没有干涉孩子走向完全不同的兴趣,女儿们从小也都是留着很短的短发。
不过,有一次老二从学校回来对他说,“班级里留短发的就我一个,别人都说我像男生。”那时候王伟宜也更深刻地意识到,“理想的教育,不管是男孩女孩,一定要提供适合他/她的教育,而不是一味地说‘男女都一样’,学校里的老师大多没有这样的性别意识。”
但在很多时候,有关性别的认知都是成人和社会强加在孩子身上的。就像那些对“女性学历逆转”的描述,本身就默认了,女性在学习能力上可能处于弱势,虽然事实恰恰相反。
(文中张艳、陈莉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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