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没有忘记打工妹

大幕拉开，一辆绿皮火车赫然出现在友谊剧院的舞台之上。

背着大号卡通纹塑胶行李袋的女孩，被无数双臂膀和蛇皮袋子簇拥着走下了车厢，她瞪大了双眼，嘴角颤抖着上扬，双手攥紧了口袋边缘，像是下定了决心，然后奋力走入了身前这片陌生的土地。

而在她的背后，一块高悬的火车站牌，银白的灯箱之中稳当地写着四个大字；

东莞东站。

7月，大暑已至，傍晚的广州火车站上空，映出了一片浅绯色的云海，先是晴空燃火，顷刻间又转入墨色，这一幕世纪晚霞，宛如一个舞台的开场。

在这里，四十多年前，一场时代大戏也拉开了序幕。

改革开放，珠三角发展走上快车道，广东成了实至名归的“南大门”，每年有无数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外贸商人，经由这里踏入中国腹地。政策实行第8年，处于关键位置的广州火车站挂上了“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标语，南来北往者，抬头可见。

广州火车站，是四川人秦川南下广东的第一站，也是无数异乡客打拼的起点。如今已是东莞市戏剧家协会主席的他，今日是为了另一座火车站而来。

面朝广州站向东南走约500米，一座小楼挂上了“东莞东”的火车站牌。这座“东莞东站”由广州友谊剧院“扮演”，故作严肃的字体在盛夏的燥热中显得有些俏皮。

在世纪晚霞艳冠羊城时，由秦川所写的原型故事，开心麻花团队与东莞市共同编排制作的音乐剧《东莞东》，正在此地上演。

这是一部讲述“打工妹”王雪英奔赴东莞“金虎手袋厂”追梦的故事。

王雪英是一个有点“笨”的乡下女孩，从一开始进厂时迟迟上不了生产线，到最后成为把握航向的主管，亲历了一座工厂从起步、辉煌到落败。

无论是建筑载体的设计布景，还是音乐剧目的编排演出，都是一种象征，至少意味着我们渡过了一些事情，已经足够有气力去重整回忆和鉴照未来。

东莞官方介绍，据不完全统计，过去40多年，曾有两亿人次选择东莞东这一站下车，“平均每7个中国人就有1个与东莞有交集。”

哪怕是将视角放在全国范围内，在改革开放的历程里，东莞也无疑是特殊的，数以亿计的人口像候鸟般朝着这片制造业的热土飞去。他们来自湖南、湖北、广西、贵州，拥有不同的面目特征、不同的方言体系，但相似的是，很多人都拿着红蓝格蛇皮袋。

在穗莞深城际傲然驶向远方的当下，东莞东站已经黯然褪色，取而代之的是崭新的高铁站房，但常平镇依然记得那些曾带着忧虑与憧憬落下的重重脚步。

在秦川的记忆里，东莞东站第一次出现在他眼前，是以倾盆暴雨的形态，“整个世界就像在海底”，大雨一会儿就停了，榕树的气生根在阳光中闪闪亮。而现在，大雨没变，但他看见的更多了。

他置身于东莞的高铁车厢中，偶尔会撞入一个鲜活但陌生的世界。无数年轻的个体，身着彩色、打扮得如同动漫人物，他们的脸上没有仓促，却多了从容和喜悦。

从打工之城到潮玩之都，不变的是东莞的制造业底色。这是一种向实而生的力量，做出一个手袋，就卖出一个手袋，拿下国内外的订单，靠的都是实打实的产品与质量。在这里，空谈没有市场。

也正因此，过去人们总觉得，东莞没有理想，只有生存。直到2020年，在东莞打工17年的湖北农民工吴桂春，留下一句“我来东莞十七年，其中来图书馆看书有十二年”，让人惊喜地抬头重新认识了这座城市。

从入海口的泥泞之地到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GDP破万亿、人口过千万，东莞早已换了模样。异乡人在这里成了“新莞人”，小工厂蜕变为跨国集团。从无言到含泪，从漠视到审视，一座城市如何塑造自己的骨骼？

早已在几十年前，从东莞东站走出的人们，便已给出了答案。

东莞原冈谷电子厂员工赵林，以前从没看过音乐剧。但他说：“《东莞东》是一定要来看的。”他应工友贺全应之约而来，两人都来自内蒙古，在东莞打拼数年，如今一个在广州安了家，一个回到了呼和浩特创业。

以《东莞东》音乐剧为由头，东莞组织了“寻找两亿分之一”的活动，邀请曾在东莞工作过的人回故地重游。贺全应是首批响应者，他组织了包括赵林在内的50多名工友回到东莞，把这一举动称作“回第二个家”。

贺全应总是激情澎湃地看向镜头：“东莞，是一个不问出身，只讲拼搏的地方。”赵林与贺全应，以及与他们相似的数亿人的工厂记忆，为《东莞东》定下了情感基调。

开心麻花团队从一年前开始筹备《东莞东》的演出合作时，就开始思考，如何把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故事，浓缩在短短几个小时的舞台里？

音乐剧与中国传统戏曲不同，从形式上而言是舶来品，在国内发展二十多年，逐渐有了一些本土化特色。正是这样一个内外并蓄的创作题材，讲述了一个中国城市如何拥抱国际贸易的故事。

融合地域音乐元素以增加情感浓度；为了还原时代，创作团队还四处寻找已经绝版的复古灯光；上演至今每一场都反复打磨舞台细节……在这些功夫心血之外，他们最终决定：还是要用最平凡的普通人的故事，去按下一个按钮，打开大家记忆的闸门。

有了秦川的故事蓝本作为启迪，音乐剧《东莞东》，就从一个傻乎乎的外来妹王雪英，和一个名为“金虎手袋厂”的地方开始了。

金虎手袋厂的原型，是太平手袋厂，也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首家三来一补工厂，工商批文“粤字001号”。

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去年响彻社交平台的爆剧《繁花》里，胡歌饰演的阿宝就是凭借这一贸易形式，拿下的第一张单子。

但鲜有人知，这个把九十年代的经济拉动了一大截的贸易模板，真正的起点却在东莞。这座城市毗邻省会广州、特区深圳，虽有地缘优势在，一开始却并不算耀眼，凭借自己的奋力一搏，在充满未知与机遇的时代成功突围。

美籍华裔作家‌张彤禾写道：“太平手袋厂开创的这种模式，被数以千计的工厂所追随。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中国设立了四个‘经济特区’......深圳是规划出来的样板城市.....东莞不一样，没有任何人的指令，就这么发展起来了。”

在东莞的工厂里，人们不问来处，不问家庭，只问工资是多少元，计件如何结算？如果没有南下东莞，王雪英只能被迫嫁人，很难走出重重深山。但在这里，她结识了胸中有沟壑的罗招娣，意气风发的叶淑萍，看到了这个世界原来不止眼前的三餐两饭。

有人只想过好眼前的日子，有人的理想是维持一家工厂，也有人看到了远方的忧愁，在同行还沉溺在做代加工的时候，就认定了原创设计才是唯一的出路。

和王雪英一样的女孩，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被快速发展的时代遗忘在边缘与尘埃里，从1991年开播的广州热剧《外来妹》，到东莞本土的打工文学作家群笔下，整个城市都在记住她们的存在。

因为，就是这样一群普通的外来妹和外来仔，把东莞硬生生抬到了世界的潮头。个体的命运被联结为城市的命运，折射着国家命运，也因为贸易无界，而牵系着世界各国的命运。

秦川站在聚光灯下，松弛地应对着各色话筒的访问。

几十年前，他从广州站下车，来到友谊剧院上演了一部作品，因此机缘被东莞挖去做了文化工作。

时光荏苒，这位来自四川的文艺工作者，除了隐约的乡音，已经完全沉入了东莞这座南方小城。秦川用命中注定的缘分来形容这一时刻。同样用命运与机缘来作注解的，还有开心麻花联席总裁刘岩。

刘岩是北方人，对于东莞的记忆来自做皮具生意的姐夫。在高铁也没有十分发达的时候，姐夫已经可以坐着飞机去广东出差，飞机餐里有巧克力和点心，他总是会带回去分给孩子们。刘岩脸上露出了儿时的雀跃：“那个时候坐飞机好时髦，我觉得广东好遥远、好神秘。”

如今，她为了开拓大湾区的文化演出事业终于来到广东，像是和一位跨越时空的老友相逢。尽管承担着管理层的职能，但刘岩几乎将自己沉入了每一部作品的创作，和所有人共享同一份焦虑与喜悦。

看着刘岩亮晶晶的眼神，她所说的“展现城市温度”的话，突然有了实感。当观众真正坐在剧院座席上，灯光骤暗，演员依次登场。在带着轻微呼吸气流的歌声里，精巧重工的道具在舞台上旋转，人们似乎真的能进入一个虚拟的时空。

城市与其他题材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创造了一个属于公众的熟悉的空间，它的情感基于最大多数的普通人，演员的命运走向，本质上和观众并无不同。

时针拨转的速度越来越快，改革开放已经不是一个仅仅用来浓缩概括政策的词汇，它成为了组成这个时代生命的一个部分。以《东莞东》为代表的作品，把一个重要的时期和特别的城市连接在一起，只为了展现一段共同的记忆。

在音乐剧的结尾，《东莞东》却并没有让故事的主人公走向一个辉煌的转型或是皆大欢喜的团圆。金虎手袋厂比现实世界里的太平手袋厂，多存活了几年，但仍然倒在了金融风暴和新时代来临的前夕。

东莞的一位公职人员告诉我，《东莞东》的结局不是失败，也不是BE（bad ending），而是尊重历史的必然性。金虎手袋厂随着浪潮成为了过去，但如今的东莞，已是世界可见的昂立潮头。

这一叙事，无需刻意在某个作品里体现，人们自然就能看到。东莞的血肉与骨骼是由人组成的，而没有忘记历史的，也正是这些亲身参与的人。我想这也是东莞为何能无数次从浪潮跌宕中，闯出一条宽阔大道的原因。

在大的时代际遇下，讲一件让公众感怀，而不是自我感动的事，不是那么容易。在这个层面上，《东莞东》值得一看。东莞这个城市，也值得用一种全新的眼光去回望。

值班主编 | 赵靖含

排版 | 风间澈